白益民,男,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曾在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工作12年,后辞职专门研究日本财团经济模式,曾出版了两本专著:《三井帝国启示录》和《三井帝国在行动——解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
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为何屡屡失败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多以失败而告终,比如中铝增资力拓、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联想收购IBM、上汽收购双龙等,无论是收购品牌、技术,还是石油矿山等资源,都是同样的命运,这里面我们不得不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走出去”的经验匮乏?
白益民: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收购,拓展海外市场,无论是收购资源、技术还是品牌,其实和打仗一样,无非是想占领那块阵地。打仗的话,你必须把周围的情况弄清楚,一上来就火力猛攻一个阵地,而没有一个铺垫过程,或者急于把主力部队开过去,动静很大,对方很快就能把你的主力给阻击住。
在这个方面,日本走过的路子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企业往往是分路包抄,比如说它的综合商社先布局,财团的关联企业分散开来,采用合资的形式,先在一个山头入股,再在另一个山头入股,通过此类的布局先建立人脉关系。其实最后能否完成收购,关键的还是这些被收购方的人是否认同你。如果他们把你当做伙伴而不是敌对的收购,那么趁他们危机或缺钱时再去收购,对方反而是欢迎的。日本的财团在进军海外的过程中,立足长远,做好铺垫,最后完成收购顺理成章。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一个是方式不对,大张旗鼓,等于把这个市场变相炒起来,国际市场应声而涨,也等于变相抬高了自己的收购价格;一个是出击的时机也不对,就像中铝收购力拓一样,资源价格正在回升的时候去收购,很容易被认为是敌对收购。其实收购最好的方式,是要有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周围集结的是一个部队,化整为零,先几方出击,慢慢先建立关系,先尝试着一些小的合资,慢慢取得优先认股权。
在争夺印尼东部的天然气资源时,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中海油当时买了印尼东固气田的部分股权,当时英国的天然气公司想出售它在东固的股权时,三井物产也想买这个股权,但三井物产并没有直接入股,而是它的一个合资企业入股了。当时中海油获取了优先认股权,当英国天然气公司要卖的时候,中海油就启动了此权阻击了三井物产。后来虽然三井物产没有进去,但实际上东固气田的股份里,除了英国的天然气公司及BP外,大部分都是日本的资本,包括双日、丰田通商、三菱商事等,但它们都是以合资的面目出现的,从外面是看不到日资的。日资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已经把东固气田50%以上的股权拿到手了。虽然中海油阻击了三井物产,但其他的日资公司也启动了优先认股权,最后是中海油多拿了4.5%的股权,但日资企业多拿了6%的股权。
南方都市报:中资企业是一个“单兵突进”式的收购模式,直奔的目标往往就是“(控)股权”,但日本企业的收购是先在战略布局上把外围工事打通?
白益民:对。第三个问题出在思路上,中资企业的海外收购已习惯于美国投行的做法。美国投行采用的是一种金融模式,是金融家的思维主导,就是盯住“股权”,用钱去砸。中国很多海外收购主要的依赖方就是美国投行,依赖它们的信息,依赖它们的判断。它们收购的一个标准是看财务报表,但实际上收购一个企业或资源并不简单是一个财务报表的问题,还有当地的政经资源问题、法律问题、环境问题、市场问题,以及它们在整个产业链的关联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企业的财务报表里是看不出来的。财务报表只是把资产、盈利等数字化而已,然后估算一个值出售,卖出的其实是一个数字概念,很多时候等收购完后才发现是一个陷阱,就像中铝收购力拓被套在高点,上汽收购双龙最后败走工会一样。
美国投行它不管这些,它的收购模式就是把企业剥离完了以后,把主业出售,至于管理、文化冲突、市场等,它们都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中资企业与美国投行合作,买了以后根本不能消化这些东西,其后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收购价格。但日本的综合商社拓展海外市场,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产业投行,它不是美国式的金融投行。产业投行的思维实际上是商人思维,有点类似浙江的温州人。他们是先去跟人打好交道,与当地政府打好交道,然后再带领一群企业杀过去,不仅各个企业之间的资源汇集、情报汇集,而且其背后还有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像中资企业,往往就是一家,中铝、五矿等的海外收购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依赖投行,没有协作单位,也没用关联企业的支持,更不能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做长远布局。
南方都市报:这种综合商社或者财团的海外收购,采用的这种“集团军作战”模式,实际上是把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三种资本力量集合在一起并肩作战,渗透到产业的整个链条中去,日本是如何形成这么一种模式的?
白益民:实际上,不仅仅是海外收购,日本企业与全球企业的竞争也是采用同样的模式。我喜欢把日本人和温州人对比着说。温州人做生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抱团。无论是从资本上,还是从整个的战略布局上都抱团。而国企为什么不走浙商,走温州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因为它们手头有钱,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做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在二战后是没钱的,没钱的情况下它们用什么方式扩张,用什么方式与其他国家竞争呢?它们首先是综合商社先出去,先完成情报工作,先了解当地的资源,产业情况,先建立办事处,先从做贸易开始,然后金融资本利用商社的情报力量获取投资信息,接下来再把产业资本引入,在当地企业入股,办合资或独资公司等。日本的这种财团体制实际上脱胎于二战前的日本财阀体制,在这个体制内部,它有主办银行,有做贸易的综合商社,有做实体产业的公司。但二战后,日本的财阀体制被美国人解散了,当时美国人认为财阀体制是战争的根源之一,将包括三井、三菱、安田等在内的几大家族财阀解体。像三井物产这类的综合商社,也被分割成170家小公司。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这些企业又重新聚合,以旧财阀银行为中心联合原系统各大企业的经理陆续组成经理会,逐渐形成了三井、富士、第一劝银、三菱、住友等财团。原来的家族关系变成了相互持股的关系,实际上还是变相的家族主义,集中力量做事。
日本财团模式的运作机制
南方都市报:日本现在的综合商社模式,或者财团模式与战前的财阀体制有何不同?
白益民:二战前的财阀体制实际上是以家族为中心的,是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二战后的财团实际上是以交叉持股,是相互关联的球状结构了,这种网状的结构使它们能在全球不断滚动,不断壮大。实际上,像现在的三井财团是一个新型的家族企业,但它不再是依靠自然人的血缘关系界定家族成员,而是以企业法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依靠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在维系整个财团体制的稳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财团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稳定、从事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相互紧密依赖,有共同文化理念的人群的集合体。它围绕全套完整的产业链而构造,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社会企业,被日本人称为“国民企业”。
南方都市报:这个财团体制内部是如何运作的?
白益民:在这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家族式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而综合商社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它负责生儿育女(众多的制造业),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谋划(获取情报),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
你要深入到综合商社里面,你会看到首先它是一个贸易公司,但与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不同,它更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就像三井物产的社长所说,从卫星到鸡蛋,它可能什么都做。但它不是百货商店,综合的意思其实是集成,通过集成来发挥综合效应。它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面,同时又有金融的服务功能,综合商社在日本又被称为“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但它与单纯的银行又不同,有投资银行的功能,又有对关联中小企业的融资功能,它对关联的中小企业的帮助并不是融资那么简单,比如它还包销它们的产品。像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母体,已经培育出众多的世界级企业,三井财团体系内的五百强企业更是有一大把,其中就有丰田、东芝、索尼、三井住友银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越百货等知名企业。
这种模式在面临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时,不像美国,一转移,美国就丢掉了整个产业,而日本是丢不掉的。所以你看到日本这么多年始终占据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美欧的制造业日益空心化。一些学者在谈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时候,喜欢谈要掌握定价权,其实日本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没有产业主导权根本谈不上定价权。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
白益民:1996年我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主要学习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粮食贸易和美国的粮食期货操作。教授业务的大江先生对我说:“如果没有综合商社,日本经济就会垮掉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日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贫富分化。”
你若考察一下日本的这种企业制度的社会功能,日本国民首先将企业视为自己终身依托的归属团体,比如自称“丰田人”、“东芝人”等,他们是经过企业这一中介与日本政府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这种法人交叉持股的形式实际造成了经营者支配的结构。法人股东更多情况下与其说是为了“支配”本身,不如说是为了反映企业的关系程度,特别是稳定的交易关系。主办银行为财团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商社为财团这些法人股提供资源保障。这些法人股股东几乎很少干涉持股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甚至不要求高的分红,这些为日本的职业经理人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
日本的这些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非常低,企业的管理者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很小,不像美国企业,动辄几百倍。只是在近年,部分企业才开始引入期权机制,但仍然引起很大争议。所以东京大学的佐藤康邦教授用“从外面看是资本主义,从里面看是社会主义”来形容日本社会的特征。其实,他就是说日本的经济资源具有极强的统合性,这种统合性兼备了灵活性和战略性。日本的精英对他们建立了既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和民众福利特征,同时又比所谓的“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更灵活的制度自豪。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的计划性并不是来自政府的强力干预,而是产生于企业间的协调,在这个方面,在财团内部,经理人联合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全国范围内,“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则发挥了日本整体的产业分工与协调作用,形成了名义上的“大日本株式会社”。一些经济学者也把这种制度称为“公社制资本主义”。
为何要建立“东方经济学”
南方都市报:我们回过头来观察二十世纪,这个世纪几乎所有重大的发明都是美国人干的,但最后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应用,产品的升级更新等工作最后都是日本人深化完成的,这是否与日本的这种财团模式有关?
白益民:这首先就与美国的本土环境有关,美国人更强调利润,所以它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它要迎合股市的要求,股票只有在财务报表好看的情况下才会涨,但很多产业是需要培养期的,而且是要有人才积累的,市场又要求不断地对产品进行升级,而美国的人才体制流动性比较高,所以美国的经济模式不适合产业的培育、升级,也不适合产品的综合化,规模化,而适合产品的发明。
美国经常玩一些概念,说个故事,然后就到市场上去圈钱,也不是说前者不好。电脑是美国人发明的,但笔记本电脑是东芝最先造出来的,手机是美国发明的,但由大板砖变成现在的小巧手机也是日本人干的。最后能把各种产品集约,综合化到一起,小巧,更多样性,能大规模应用生产的往往是日本人。为什么日本能做到这些,因为它的企业是有关联的,能透过市场的反应把各种技术综合在一起。美国往往是发明了一种产品,推向市场,然后有人复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美国企业相互之间缺乏关联性,到一定时候它就死掉了。而日本开始可能也有竞争,比如彩电,松下在做,东芝也在做,但竞争到一定阶段,它们就走向“和”,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互相持股,共同投资,甚至相互分工,像日立、东芝、索尼等公司共同干一件事,组建一个公司很常见,不仅在彩电业,在矿山机械等领域,它们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