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复古,有一种架空实际利益,文化务虚的拧巴。
就是盲目把自己代入‘古代士大夫’的行列。
然而古代士大夫,最基本的门槛是经济实力的依托。
没有科举之前的察举,是地方的望族豪强决定。纵然被推举之人等于是地方大地主的代言人。
科举创立之初,就把科举资格,各省科举名额,和赋税(经济实力)挂钩。唐朝规定,凡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
到了清朝,科举录取名额,也有‘每县学额,按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的标准。
其实,科举制度以后,本身比征辟,察举,举贤良等方式,更考验文人的经济实力了。
察举是调和中央皇室,和地方诸侯的矛盾。所推举者其实相当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契约监督执行人’。有‘议论朝政’权是很自然的。
而科举以后,是调和‘中上社会’之间的矛盾。促使人才能在资产(地主)阶级和权力阶级之间流动。
反而彻底没有‘社会底层’什么事情。
说白了,古代制度下,文人能‘议论朝政’,恰恰是经济实力决定的特权。在经济实力的门槛上,再以文化能力筛选。
如明清的‘科举生员’有法律保护的特权。见官员不用下跪,可以当面质询ZF施政问题。明朝还多了一条直接经济特权。减免税
这种‘议论朝政’的合法特权,来自于经济地位。
现代中国人为什么拧巴呢?
就在于他们一边因为自己读了一些书,有一些理论工具,而盲目代入古代士大夫的角色,去议论宏大问题。
另一方面他们的实际经济地位,本质上只是勉强等于古代农民,屠户,铁匠,木匠等‘第三阶层’。
说白了,今天农名工的生活质量比古代地主还高,主要是科技爆炸实现的。
但是呢?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言,莫说农民工,就算是教师,作家,企业白领,甚至一些所谓企业管理层,实际地位,还达不到古代地主乡绅的层次。
古代能融入科举体系的地主乡绅,往往自身家族,就是方圆百里知名人物。是当地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实际组织者。
现代人,只是赚钱多一些,不等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在上面。
你们企业的财务总监,可能开豪车住别墅,年收入上百万。但能有多少社会影响力呢?
能在公共空间里有多大组织能力呢?
这就构成了‘误解的拧巴’。
物质丰富,只是整体物质量级爆炸导致的。也就是大家物质都爆炸了。等于你的物质地位没变。
但是又产生了错觉,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构成了古代地主乡绅,甚至士大夫的角色,所以要‘议论朝政’。
但是呢?最拧巴的是,他们连古代乡绅最基本的公共影响力,组织力都没有。
于是乎,只能以单纯的‘价值观’,架空社会现实去谈。
这就是一种‘汪’。古称‘汪议’(注:意为扯淡议论)。
也就是说,古代士大夫,是先有钱,有经济地位,有公共影响力,然后才通过文化筛选机制,获得议论朝政的资格。
现代人错误地理解成,只要读了士大夫的书,只要有了文化能力,或者通过了一些文化筛选机制,即便没有经济地位的改善,没有社会地位和公共影响力,也可以靠单纯的价值观议论了。
这又一进步构成了‘知识行业’的庸众化。
也就是所谓读书人,文化人,和古代的农妇,铁匠,木匠的见识等同了。(而要命的是,古代农妇见识虽然低,但却不议论朝政,不关心宏大叙事的。现代的一些读书人,见识一样低,却总是要强行操心天下大事的。)
综上所述,现代人的拧巴的两个原因。
1:忽略了古代士大夫‘议论朝政’的文化特泉背后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影响力。
2:把科技爆炸产生的自身物质享受的提高,错误地理解为自身经济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提高
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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