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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chengzhongxing的个人博客）铙毅和施一公讲到中国科研文化中的“关系主义”，窃以为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我之所以说他们是做“表面文章”，原因在于：
（1）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光中国搞关系，美国也搞关系，这一点不用费力就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和相关研究，因此根本不需要劳力两位生命科学家在世界顶级杂志《科学》上发文章来加以抨击。
（2）尤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就会发现：中国的“关系主义”相比30年前，不是“重”了，而是“淡”了很多。为什么会“淡”呢？我以为有两个根本原因：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引入，虽然严格来说，今天的中国仍然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精神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们的关系取向行为模式；另一个是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的高流动性带来的异质性，使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关系的作用或多或少受到了削弱。总之，关系在今天社会仍然是重要的，但人们可能更加看重的是“实力”，至少在相当多的领域，没有实力的关系也是脆弱的。
在这里，我想进一步分析一下中国科研文化的深层问题。我以为，中美之间最大的科研文化差异在于：中国是一个在制度上刻意制造差序的等级社会，而美国是一个在制度上尽量保证公平竞争的社会。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民主》开篇写道：
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分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不久，我又看到这件大事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而且它对ZF的钳制作用决不亚于对公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它不仅在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而且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因此，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分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象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
而中国呢？费孝通先生也曾在《乡土中国》中写道：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突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以大陆高校来说，从空间上按照首都—直辖市—省会城市进行布局，然后把学校分为985—211—地方高校，把教授分为4级，把副教授分为3级，把讲师分为2级，把助教分为3级，一层层推下去，形成一个等级的差序格局。这种在制度上人为制造的不公，正是钱学森之问的解。为什么这么说呢？默顿曾以“承认是科学王国的硬通货”强调科学共同体“承认”的作用，但是要想在中国的科学共同体中获得承认，不是通过竞争带来的创新，而是你在科学共同体中的位置。你必须在意你是否在北京、上海，你也必须在意你是否是985、211出身，你还必须在意你是否拥有教授职称，因为这些都与你在科学共同体中的位置有关。而重要位置总是有限的，因此，与那些重要位置的人搞好关系，是每一个想在科学共同体内“混饭吃”的人所必须加以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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