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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我的《和马克思对话——谈商品经济》一文里，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C=工人的工资W+管理成本L。即C=W=L。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明星还是工人，农民，他们的一天劳动量是大致一样的。
工人根据工厂的规划每天生产一定的产品数量并由工厂付出该工人一天的社会平均工资。农民也一样，他一天的劳动也应该得到农民总量的社会平均劳动果实。（抛开其它影响该农民收入的加减因素，如风灾，旱灾，水灾，雪灾，地震及其某种科技手段提高产量等）。
那么，明星每天的排练及演出获得的收入也应当是社会劳动的平均收入。也就是人们愿意付出的文化消遣费用。
我们都知道一个明星的背后有一个班子，吹拉弹唱等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当一场演出获得的价值应当是C=W+L。这样，当明星与工作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收入分开时，明星应得到的收入是M=C-（W+L）。而班子的其它人员收入与管理的收入都是按社会平均工资减除。这样，这个明星的能力与大小也就从这个公式看的出来了。
劳动对象的不同将决定你收入的大小。
我们知道，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或明星，我们每天劳动成果是按劳动时间或劳动量来完成的，你获得的工资也就是该行业的平均工资。
对大多数工人，农民等普通工人来说，上面的理论是基本正确的，但为什么一小部分明星的收入让人感到很高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下为什么一些明星的收入很高。
我们知道，农民一年一亩地打出来的粮食是1000斤左右，按现在一斤粮食3元计，那么一位农民拥有的土地按每人二亩计算的话一年的收入是6000元人民币。
那么，按每人每月需消耗30斤粮食来计算，一个人一年所消耗的粮食是360斤。
即农民一年所种的粮食可供2000斤/360=5.5
扣除自己一年所消耗的粮食用量，那么一位农民一年的劳动所种的粮食可供4.5人消耗。也就是说，一位农民一年的劳动对象可量化到4.5人身上。
这样，一位农民大叔一天的收入就是4.5*3=13.5元人民币。如果这中间没有运输商，米商再从中盘剥，他必须自己拿到市场上变现13.5*365=4900元人民币。事实是他们很难得到这个钱，因为农民种地每年所需的化肥，农药，播种，翻地，收割等所需的成本已经让农民欲哭无泪，难以为继了。
那么，一位工厂的工人劳动的成果所服务的对象我们能分析出来吗？
下面，我们就大致的来分析下这种可能性。
一位工人每天生产的商品零部件所服务的对象我们可以把它量化到农民每天的收入上。
假设一位产业工人每天的收入是100元。我们可以不管他生产的是什么，只要企业老板愿意付给该工人每天100元人民币，那么，我们就可以量化到农民的身上。
我们上面分析到一位农民每天服务对象是4.5人，计每天的收入是13.5元人民币，那么一位工人每天所服务的对象就是100元除以13.5=7.4倍，也就是说，工人的每天收入是农民的7.4倍。而农民每天可以服务4.5人，这样，一位工人的每天劳动对象可以量化到农民身上是4.5*7.4=33人。也就是说一位工人每天的劳动所服务的对象是33人。
这样，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位农民每天劳动所服务的对象只有4.5人，而一位工人一天劳动所服务的对象是33人。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下一位明星的收入是怎样的呢？
例如，一个乡下的农民拉唱队。设这个拉唱队是五人，他们每天在乡下演出，按每天演出二场，每场有50人观看，每人1元人民币计算，那么，他们每天的收入是20元，比种粮的收入略高。如果再高，那么就会出现其它的拉唱队的产生并竞争，这样拉唱队的收入还是每人20元左右。也就是说乡下的拉唱队要获得每天20元的收入必须每天服务100人左右。
如果一个县级合唱团吹拉弹唱加管理是100人，且这个合唱团是面向全县人民服务的，如果这个县是拥有30万人口，按社会平均人员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算，设：该合唱团平均每人有3000元人民币收入，那么，该合唱团每月的收入是3000*100=300000元人民币。
那么问题来了。该合唱团是面向本县30万父老乡亲。假设该县每位观众每次观看表演是一元人民币计。那么，该县每天要10000人观看该合唱团的节目才能让这100人获得每天正常的社会平均劳动者的收入。而问题是该县老百姓也不可能每月轮流观看他们的演出，如果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摊派让该县每一个人每月轮流观看他们的演出是存在的，比如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几乎人民天天看的就是这些，不管你是否愿意，是否有时间。但现在时代变了，不再是那种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时代。自然，该县的合唱团也不再有政府的呵护，他们也必须参与到市场经济里来。他们也必须自负盈亏，多劳多得，大锅饭似乎今天已经行不通了。这个多劳多得也必然是以在该合唱团的重要性来体现的，合唱团的主角也就出现了，当下他们还是抱团取暖的时候，在收入上还体现不了他们之间的差距。由于该县30万人口不能养活这100人的演艺生活，他们也不得不改革，要嘛裁人，要嘛提价，要嘛减薪。
减薪就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待遇，一部分人因此离开了合唱团，一部分演艺水平低下的也就离开了合唱团，一部分有门路的能到更好的岗位的人因此也离开了合唱团，这样，我们假设该合唱团裁剪了50人，这样剩下50人就是一个新的合唱团了，但他们面对的还是该县的30万人的潜在观众。但这三十万人有多少人可以看他们的演出并满足他们每天正常的社会平均工资呢？我们就假设现在这个县城每天有200人观看他们的演出，那么这每天的200人要拿出多少才能满足这50人的劳动呢？那么我们再来从新计算下他们的收入与观众的关系。现在改合唱团是50人，他们每天必须有100元才能保证与社会平均工资一致。这样50人*100元。合唱团每天必须有5000元的收入才能满足他们的社会平均收入。而每天假设有200人观看他们的演出，这样5000/200=25元。似乎在一个小县城25元看一场戏还是偏高，那么，他们只能再降点薪。20元一场戏剧也许老百姓还能接受，这样，在裁人降薪的改革中，新的合唱团总算生存下来了。在合唱团生存下来的同时，他们发现一个真理。在同样的劳动下，（假设他们演某戏剧)。观看的人越多，他们的收入就越多，观看的人少，他们的收入就少了起来。
同时他们还发现，只要某人一上台演出，观看的人就多了起来，他们的收入就多，只要某人不出场，观看的人就少了起来，他们的收入就变少了。这样，该合唱团的所谓的台柱子或当地的演艺明星就产生了，他这时就变成了该合唱团的主角，他拿的收入也理所当然的比其他人拿的多了，他这时可能是其它人几倍的收入。
当他们合唱团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当他们培养的明星来到省城那么在一番市场的筛选竞争后，他们所面对的不再是小县城30万的观众，他们也一下子从省城的几百万到几千万乃至上亿的观众。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到，在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在这近一亿的观众面前演出，哪怕这一亿人每人出一元，他们的收入也是按亿计的了。他们从底层的艰难生存一下就上到了天上。而一位工人或农民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收入。这时他们如果还愿继续努力面向全国，全世界，那他们的收入只怕连他们自己也算不过来了。
这就是劳动对象的变化和不同带来的巨大收入变化。这样，一些企业也会看上他们的光环，让他们代言，因为他们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全世界的。
同时在在电影，磁带，电视，电脑，光盘等多媒体时代是演艺界传播最便捷的时代。因此，这些成功的演艺人士走向了最高峰，他们的财富像雪片一样向他们飞去。
王亮 2018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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