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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已持续近40年。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发出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导致全球升温的警告，气候变化首次进入国际社会的决策视野。而后，1988年ZF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气候科学评估体系逐渐确立；1990年ZF间谈判委员会（INC）成立，正式开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进程。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在确定长期目标、平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机制和动态评估方面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同时也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二分法”解构、大国外交与全球民主平衡、决策视野扩大及广泛参与等趋势性转型。本文总结了全球气候谈判演进的四个阶段，归纳了《巴黎协定》所代表的新特点与新进展，识别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问题。
后巴黎时代，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于中国成为气候“领导者”的观点，国内需谨慎对待。一方面，气候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处理不好各国间的权衡很容易造成“搭便车”现象，为中国增加承担责任的负担，缩小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政策回旋余力。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面临城乡差异、收入差距、经济下行等多重压力，盲目地承担责任只会降低其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实力。另一方面，领导力的承担需要强大的政治依托，中国自上世纪以来的外交进程大多以“参与者”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政治同盟，也缺少全球治理的经验。中国的领导需以发达国家稳固坚定的气候承诺为支撑，在各国行动不确定性增强的当下，着重防止发达国家借此否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抛弃历史责任而违背气候公平的可能。
因此，现阶段中国仍应权衡其责任与能力，以坚持既定战略和目标不动摇为基本原则，从行动上而非言论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首先，坚定承诺，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第二，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第三，合理管控国际社会预期，加强国内国际舆论引导。第四，维护多边机制，与各方团结合作。最后，多层次对话商谈，避免将气候谈判作为国家间互相指责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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