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看法

市场经济意味着交易活动，有交易活动则必有交易费用；计划经济意味着交易活动的禁止，没有交易活动就没有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为零。
     如果说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力量，那么这无非意味着计划行为可以在避免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取得高效率，而其代价则可能是公平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制度的驱动力在于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罢了。因而，从总产出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能像张氏所言“是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一经济制度的痼疾必然是社会成员的公平问题，即蛋糕的分割问题或利益集团的平衡问题。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促进国家总产出的快速增长，这的确是比较正确的认识。但是，对此也可以作如下的经济解释：地方政府之间政治地位相对平等，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地位也是相对平等的。如果把地方政府看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那么全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应该归功于平等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有由于地方政府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地方政府间的交易活动可能很好地降低了交易费用。

10# yyyuanyong


（1）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在关键在于农民放弃土地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如上文所述，其二，当前农民的人均土地很少，一个企业要征上百亩的土地，需要跟很多家庭打交道。当然也有农民坐地起价的可能性。
（2）请关注当前有一个小趋势，80后的农民工结婚买房由于打工所形成的城市消费习惯，已经开始在小城镇买房，但中间有所分化，有带父母进城的，也有将父母留在乡下的。这也对农民出售土地承包权的考虑因素造成一定的影响。

地方政府之间的过渡竞争，交易成本极高，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值得深思

13# hatwj 请楼上的，举例说明下。我不是很赞同你的观点，中国的县域竞争固然激励，但行政上的限制，县有市管着，市有省管着，政府不可能像企业一样那样去竞争。

君不知，每年上级给下级下达招商引资任务，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下级政府不断折腾，结果招来的不是投资，而是游资，或者几乎是无成本的圈地，请问，你说的行政限制不正是下级折腾的约束条件吗？

如果靠谈判不能打动农民出让土地，说明企业的盈利率不足以去改变土地使用方式，靠政府力量去推行，只能是狐假虎威，最后大家都在生态恶化中死去

今天想到的，张五常无非认为，地方政府通过负地价的方式吸引投资，负地价当然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但是我认为负地价可能是县域经济恶性竞争带来的结果，而非县域经济腾飞的原因。不妨设想，如果当初改革时，即明确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当然这是假设，因为当时改革环境下这是会冒很大政治风险的，邓小平凭政治威信能否推行只能存在假想中了，而且可能当初政策制定层面也不存在现在明确产权的认识），政府没有权利去征地，那么企业是否就不会去进入县域经济投资了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工业投资回报率还是相当高的。再假定分税制的改革和官员的考核指标也同现在一致，县域政府处在同一个土地政策平台，没有利用暴力征略土地的便利，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为招商引资服务，比如推进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生态环境的恶化可能避免不了。而如果另一方面，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那么当前农民进入城市、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不会面临如此巨大的制度瓶颈啦，现在地方政府在征地方面已成既得利益者，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局面，中央之政策推进一小步即会招致各方面的抵制。当然最重要的是，历史容不得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