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新中国六十年的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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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年的计划生育：

两种含义和两个三十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

           历史服务于长跑、服务于中跑，但很少服务于短跑。

    ——罗宾·温克

如果把避孕和节制生育当作工业现代化以来民众实际生活的需要，那么，从建国之初群众提出这方面的诉求和新生政权迅速做出回应算起，计划生育也有了60年的历史。历史学家罗宾·温克在他的《牛津欧洲史》中说道：“……我们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以我们的方式提出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向我们的过去提问，也就不能向未来提问。”[1]对过去历史给予不断地反省和重新认识，是充满自信和积极面向未来的表现。

避孕、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

    避孕和节制生育是工业化奉献给人类的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2]固然，古代社会也不乏避孕和限制频繁生育的行为。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一方面是不具备避孕和节育的条件，大多数民族都只能依靠弃婴和延长哺乳期达到节育的目的，落后的方式方法决定节育仅只是社会个别现象。另一方面，部落或国家的首领们往往从维持自己的政治实力出发总是希望人口增殖，因而对自己臣民的节育行为持反对态度。圣经上记载的犹大儿子俄南依据上帝的旨意与寡居的嫂子同床，却不愿意让其为哥哥传接后代而故意把精液射在地上，终受上帝惩治的故事，曾经是西方国家教会和世俗统治者处罚平民节育行为的法典和依据。首先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婴幼儿的死亡率，人们无需再通过较多的生育才能追求到足够的儿女。其次，社会发展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使得每个个人生命活动越来越多的部分通过家庭以外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养儿防老的家庭职能已经式微淡薄。还有，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必须承担的社会职业，也都不许可妇女再像以前那样过多地生育。可能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打破了上帝把人类的性和生育捆绑在一起的最初设计，为其选民尽情享受性生活所带来的愉悦而不必担忧过多的生育后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所以，即使那些把宗教视为生命的国家和民族，也挡不住紧紧跟随在工业现代化后面的越来越普遍的避孕和节制生育新生活。
    计划生育是由毛泽东创造的一个词汇。1956年前后，当这一全新的提法开始在毛泽东和他周围的领导人之间交换意见的时候，避孕和节制生育已经在新中国的各大城市较为普遍地开展，国家机关也按照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意见已经调整和基本理顺了相关的规章和制度。[3]50年代中期，随着“一五”时期一些大型工业项目的顺利竣工，毛泽东尝到了计划经济的甜头。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管制一切经济资源和包办一切，也开始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所以，一个奇特的设想在毛泽东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头脑中逐步形成。1956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


    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4]


    不过，这属于内部谈话。一夜之间，让计划生育的提法响彻神州大地，是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说。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重大命题。中央以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的方式从全国召集了包括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社会各界代表等1800多人的大会，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关于计划生育，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5]



1956年到1957年，一个具有初步工业化体系的现代化国家的雏形正在东方大地浮现，计划经济即将圆了100多年来中国志士仁人的富强中国的梦，再加上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目中如日中天的毛泽东的深刻而又风趣、幽默的语言，生育也实行计划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在座的听众。会议之后，经过各个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广为传播，继而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等各大报纸上频繁出现。[6]春风绚丽，计划生育一词开始在中国不胫而走。

    但是，正当全国都在传播这一词汇所体现的全新理念的时候，毛泽东在长达3个多月字斟句酌地对这次讲话录音稿充实和修改过程中，发现了这一思想观点与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接受的崇尚人的价值，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有严重的冲突。所以，毛泽东正式出版这一重要著作时，决定把所有关于计划生育的内容都予以删除了。而且，一直到逝世，毛泽东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公开发表过曾经多次的有关计划生育的谈话，也没有设置由他提出的作为政府机关的计划生育部门或节育委员会。[7]


继毛泽东之后，计划生育这一词汇主要在两层含义上被广泛流传着，一是指工业革命以来逐渐风行的避孕和节制生育，又称家庭计划或家计计划，另一种是指我国独自实行的由政府决定国民生育行为的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


历史往往会有一些巧合。回顾新中国60年的计划生育，恰好以1979年为界分前后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即1949-1979年，我国开始建立和并逐步强化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赞成和鼓励群众自愿实行避孕和节育。第二个30年即1979-2009年，是反省计划体制，明确提出由计划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却迅速建立并严格实行由政府决定每个家庭生育的计划生育制度。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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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9年：避孕和节制生育30年

    由于避孕和节育是工业化的结果，早在上个世纪初期，上海等地的报纸就有了节制生育的宣传。但是，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旧中国的政府对这一类事情通常都是没有回应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是从民主革命起步的，主张男女平等，鼓励妇女参加革命和走向社会。所以，长期的革命过程中，革命青年早就遇到过频繁的生育与革命事业的矛盾，产生避孕和节育的愿望。由于社会发展和条件的限制，革命青年一定发生过寻求有效的节育措施和方法的问题。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一方面是经济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青年男女进城参加工作。另一方面是新建立的民主政权正在完成民主革命赋予的任务，领导工农劳动群众经济上翻身，政治上获得解放，教育和宣传人民群众在新社会应获得的民主权利。围绕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到半年就颁布的《婚姻法》和1954年的普选，是5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发动群众提高民主意识的重头戏。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党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也给给社会带来许多新思想、新理念。生活在这一全新的历史时代的青年人大都充满了理想，而过早和频繁的生育，必然地与现实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发生冲突，自然会提出避孕和节育的要求。即使对于一般工农劳动家庭来说，子女多负担重，不利于改善生活，也都是浅显的道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和政府敏感地认识到避孕和节制生育是涉及“人民需要的带政策性的问题”。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国家机关明确表态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8]1956年，卫生部的一份文件则进一步指出：



    要知道避孕是人民民主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政府应准备一切条件，来指导并解决群众对避孕的需要，以使广大群众能有计划的生育、调节生育密度，保证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并可减少人工流产手术，和因人工流产手术所招致的一切痛苦和危害，卫生行政领导人员必须重视避孕问题，澄清过去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宣传，教育群众，使人们能了解避孕的积极意义。并能具体实施计划生育，减少生活上、工作上、经济上、健康上的一切困难。[9]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文献是1954年5月，时任全国妇联副主任的邓颖超向刚刚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写信，反映一些青年妇女要求自由实行避孕和节育的要求。邓颖超在信中说：



    我收到了铁道部国际运输局易惟敬和中央电影局魏韵森二同志的信，提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及避孕的问题。这个问题有许多机关妇女干部也曾经反映过，确是带普遍性的。据我所知，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倘主管及有关方面不及时注意，采取主动的方针和适宜可行的步骤，任其自流，则会使许多干部因缺乏避孕的医疗卫生常识而造成不良后果，将影响干部的身体健康，也影响其家庭幸福的工作和学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主管机关及有关方面予以考虑，采取措施才好。按照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首先在机关中的多子女母亲和已婚干部的自愿节制生育实行避孕者中，推行有指导的避孕，是可行而又必须的，也不致有何不良影响。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的拟定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此事曾得你面许同意，特再请批示交有关机关着手进行，是所切盼。



5月28日，即邓颖超写信的第二天，邓小平即给政务院的秘书长习仲勋批示说：



    仲勋同志：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0]

从邓颖超的信件和邓xx的批复中都可以了解到，在此之前，城市青年对这一问题的反映已经很多，中央领导对此也曾有过明确的支持性的意见。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新中国的中央政府能很快对这一问题作出反应，除了当时强调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为群众服务的大背景以外，还在于党的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也都有过生育频繁影响革命工作这样的经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队伍的平等观念等优良传统，能够对下层的合理诉求作出及时的回应。这样，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需要经过许多年的斗争才能争取到的民主权利，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都做到了。

    由政府直接推动其发展一直是新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除了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利于人民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以外，政府作为一项日常的工作还有许多的举措，包括针对当时群众文化普遍落后，缺乏生儿育女的科学常识，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撰写通俗性的小册子，宣传人体生理卫生和避孕节育的科学知识，投资和引进生产避孕器械的工厂。60年代初中期，炔诺酮口服药丸和宫内避孕器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刚一出现，国务院就要求国家科委组织科学攻关小组试制安全、高效的避孕药械。60年代后期，即使在国际关系紧张，国家战略方针确定准备打仗的情况下，仍然从战备物资中拨出足够的橡胶材料，供给生产避孕套。70年代以后，根据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定期选派医疗队伍巡回下乡宣传计划生育和为村民提供具体的节制生育服务，已经成为城镇卫生部门的一项制度。

    国家财政承担居民避孕和节育的全部费用也是新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特色。国家免费提供计划生育服务经历了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由于避孕和节育总是和医疗卫生捆绑在一起，最早向党和政府提出实行避孕和节育要求的城市青年大都属于国家机关或军队干部，医疗费用在供给制时代全部由财政负担。实行工资制度以后，国家机关、军队和国家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大型厂矿企业也都参照国家机关，都将避孕和节育费用列入医疗经费由财政或者企业负担。50年代中期以后，计划生育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日常工作，卫生部门要在城镇居民中推行避孕和节育活动，先是城镇居民中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的积极分子的节育费用要由组织宣传活动的卫生机构负担，后来发展到全体城镇居民都由所居住地区的卫生部门承担。60年代以后，在毛主席的推动下，国家也免费给农民提供避孕和节育服务。

    与共和国后30年的计划生育制度比较，前一个30年的最大特征是按照毛主席的“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11]由人民群众自由实行避孕和节育。当然，因为政府从一开始就把计划生育当作自己的工作，特别是50年代后期越来越感觉到人口的压力，难免在某些地方和某个时候出现强制现象。70年代初期，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开始制定一些“土政策”用以限制居民的生育。但是，这类情况一经发现，总是要受到上级的批评和纠正。1973年，时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华主席，曾在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批评说：“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有的地方生孩子发卡片，这样做不好。”[12]所以，那时的计划生育完全是在由群众自愿实行避孕和节育意义上来说的，虽然一些地方提出了诸如“一儿一女一枝花”，“晚、稀、少”，以及“一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也仅只是意向性的号召，并不强制实行。从总体上来说，什么时候采取避孕措施，选择什么方式避孕，以及生育几个孩子，何时生育，还都是由群众自己决定。

几个认识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新中国初期中央卫生机关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制度和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械的规定当作毛泽东鼓励人口增长的证据，实属望文生义的解释。即使在医学科学有了较大发展和医疗技术有了较大提高的今天，人工流产仍然是一项危及妇女生命的手术，现代医学在很长时期内都对其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随着节育行为的较大发展，要求人工终止妊娠的妇女人数的剧烈增加，继续执行严格限制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把大量的妇女推到没有医疗条件的、无证照的地下医师那里，更无法保障广大妇女的生命安全。这样，越来越多的国家才逐渐放宽了对人工流产的限制。也是由于人工流产手术绝对数量的增长，现代医学对人工流产技术才有了较大的提高和改进，从而降低了技术事故的比率。不过在1950年那个时代，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对人工流产都还采取极为严格的限制规定。至于海关查禁避孕药械，也都与那时的传统观念和保守的思想意识形态有关。即使在以自由为标榜的美国，那时的报纸也不得刊登或者邮递宣传避孕药械的广告。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检察官甚至于因此把一些人诉之为有伤风化而送上法庭。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由于历史的传承关系，几乎所有的国家传统的规章制度和主流的意识形态对于避孕和节制生育都是很有抵牾的。苏联是世界上较早实行自由的节制生育制度的国家，也是在1955年才放宽对于人工流产的限制。日本一直到1999年法律才许可自由销售避孕药，美国的一些州直到现在还不允许妇女自由实行人工流产。1950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刚刚掌管国家政权，即使在大多数领域都属于革命和革新，也会在某些方面沿袭一些传统的规章制度。新中国限制人工流产和明令海关查禁避孕药械也都属于对传统制度的沿袭，与鼓励或限制人口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相反， 1949年9月，毛泽东在《六评白皮书》中批判美国政府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话还在人们的耳边回响，“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3]这段话语通俗易懂，观点明朗，铿锵有力，还在鼓舞着共产党人和翻身解放、当了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大家都还沉浸在革命成功的豪迈气氛中，是不会相信当家作主的人民能够成为国家的负担，需要通过避孕和节育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

    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听从了民主人士邵力子和马寅初的意见，才有了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的想法和举措。这也不符合那一时期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邵力子和马寅初早在解放前都主张节制生育。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建国后那一类人口学观点都一概被斥之为马尔萨斯主义，已经销声匿迹了。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上，两位老先生都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邵力子在建国后的10月9日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4]那时的政协委员是直接参加国家政权机关的，其中马寅初担任建国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6]邵力子担任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会委员。[17]毛泽东和周恩来召开的有关会议，马寅初和邵力子当然是要参加的。5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基于关心群众生活和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等方面的考虑，赞成避孕和节育，邵力子和马寅初作为国家领导机关的成员应该是清楚的。所以，倒是他们事先知道党的最高层的态度后，才又发表他们解放前就提出过的旧主张。据资料讲，建国后邵力子第一次谈避孕和节育问题，是在1953年的一次政务院的会议上。[18]而早此前一年的7月，邓小平已经奉调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19]因为是发生在政务院会议上的事情，周恩来当然说得清楚。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20]可见，现有邓小平等党内高层先有对这一问题的意见，然后才是邵力子在1953年政务院会议和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此后公开发表的文章。新中国后，马寅初第一次讲人口问题是1955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据当事人的日记，7月12、13两日，马寅初和邵力子在浙江代表团小组会议讨论全国五年计划时，都发言讲了节制生育问题。由于其他代表的反对，经劝说后，马寅初于15日把整理的发言稿清样自动收回。[21]所谓马寅初中南海畅谈人口论，其实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讲话中提出计划生育后，马寅初在3月1日大会上的发言。那天下午，会议安排了社会各界代表16人发言后，毛泽东还做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22]马寅初在大约10分钟的发言中，主要回应了毛泽东前两天讲话中关于计划生育的内容。[23]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个观点，说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以后，政府就不搞计划生育了，结果使得人口多增加3亿。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一方面，节制生育本来就是群众的生活需要，是不可能放弃的。另一方面，也许因为计划生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极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没有人批判和否定过。从5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把计划生育当作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以后，也许像经济、教育、卫生等各项工作一样，因为不时的政治运动出现过干扰，形成某一个时期政府部门对该项工作的懈怠，但是，即使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端运动期间，计划生育工作也没有被批判、否定和终止过。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继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期之后，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中央肯定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属于给全国出经验最多的地方。[24]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地方尚且如此，说明那个时代里各个政治派别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认识还是一致的。

后三十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