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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大城市都是国家的象征，大国尤其如此。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北上广深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窗口，代表中国的形象。
数据显示，四座城市中，北京上海分列第一、二位，深圳广州排在第三、四位。
从维度积分来看，北京在“智力资本和创新”、“技术成熟度”、“健康、安全与治安”、“交通和城市规划”、“经济影响力”五个维度居前；上海在“区域重要城市”、“宜商环境”积分高居在第二；深圳在“交通和城市规划”与北京并列、并在“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和“宜商环境”领先居第三；广州在“区域重要城市”和“经济影响力”维度均超越深圳，但因在其他维度居后总积分低而屈居第四。
在普华永道2016年对国际30座大城市的观察中，北京综合排名居第19 位，“门户城市”维度在伦敦、巴黎之后、“经济影响力”维度在伦敦、纽约之后均高居第三；上海综合排名位列第21，“门户城市”和“经济影响力”维度均居第七。
这两座城市在国际上综合排名不是很靠前，很大程度上是受“成本”维度的影响，北京、上海在“成本”维度的国际比较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广州和深圳两城市在我们以往对中国城市的观察中始终不相伯仲。2014年和2015年深圳位列榜首，2016年和2017年广州则为第一。但在“成本”维度，同样，两城居于末席。
成本高企，成为北上广深在城市综合比较中的共同特征，引人思考。就城市本质特征来说，北上广深的个性是极其鲜明的。
北京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金融中心，广州则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北上广三城均有着悠久的建城史，绵长的历史孕育了厚重璀璨的文化传统。
深圳却是仅有40年历史的新城。40年飞越千年以上，成为与北上广并列、展示中国予世界的窗口。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动诠释。
北京是京津冀区域的核心，上海居于长江经济带之首，广州深圳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心城市。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均是国务院的规划，已上升到国家级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具有战略意义。特别是雄安新区，由中共中央领衔发布，意义深远。
“国家大事”几个字质朴简单，但对于华北平原的农业区域而言，对比深圳 40年前的渔村，足以引发无尽的想象。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打开了城市各自发展的格局，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展现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2、智力资本和创新“智力资本和创新”维度包括六个变量：专任教师变动率、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科技支出比重、研究与开发水平、创业环境、创新应用。
其中，厦门、苏州、珠海在专任教师变动率变量上分列前三，表明人口增长对中小学教师的刚性需求，这一趋势在“流动人口变动率”变量上也得到印证。
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变量与专任教师都是观察青少年教育，但角度有所不同。专任教师的变化侧重的是流动人口的变化，这一变量的位序居前，往往是沿海的新兴城市。
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观察是考虑本城市的技术从业人口的供给，中专毕业生一般是留在本城市就业的，有些中专技校往往就是本城市所在企业的教育机构，与实体经济相关度高，因此相较于观察大学生的规模，这个变量更有助于反映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在这个变量居前的城市是武汉、太原、贵阳、南京、郑州，多为工业重镇。
“科技支出比重”排在前几位的是珠海、苏州、武汉、杭州、南京，这反映了这些城市在科技支出上的需求，同时，这些城市的财政实力相对稳定，对科技支出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其中，排在前列的是南京、武汉、西安、杭州、天津。最后两个变量反映的是“双创”，创新和创业，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杭州、成都、南京。这两个维度与“研究与开发水平”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以上教育的成果，它们既反映科技创新的局面，也构成了智力资本的重要要素。
综合看，由于南京、杭州、成都、武汉在六个变量的前几位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因此位居维度的前四名。
实务中，由于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兴国战略，我国各城市均把科技进步和科技应用列入政府工作的重点，浏览各城市的市长工作报告，可以明确感受到这一点。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产业基础和科技资源，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也会各有特色。
3、技术成熟度自领导人2015年11月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以来，创新驱动战略就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九大更明确提出“创新驱动”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鼓励大力发展资源利用合理、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
“技术成熟度”这个维度旨在衡量城市的尖端技术产业发展情况，包含五个变量：互联网＋、数字经济、软件与多媒体设计、技术市场规模、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与上年不同的是，今年加入了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这一变量，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为评价标准。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落实自主创新战略、培育高端、前瞻的和具有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早期企业的摇篮，加入这个变量后，有助于衡量我国高端科技行业的应用状况，使技术成熟度这个维度的观察跟上城市发展的变化。
本维度排在前五位的城市分别是：杭州和武汉（并列）、南京、苏州以及成都，它们也分别包揽了五个变量的第一名。数字经济变量用电子商务发展指数衡量，杭州在数字经济变量位居第一。阿里是中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总部位于杭州，使得这个城市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电子商务中心。
“技术市场规模”变量由“输出技术成交额”和“吸纳技术成交额”两个分变量组成。武汉和南京在该变量位列前二，这两个城市都是我国著名高校所在地。武汉现有高校80余所，拥有在校大学生超过百万人，是中部人才高地。
而南京则是东部的重要科研教育基地，高质量的人才储备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为产业高速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京也同样因为高校科技技术发展使得南京软件业水平在国内仅次于北京与深圳，在“软件与多媒体设计”变量中排名第一。
西安和天津在“技术市场规模”变量上与南京并列第二，显示它们是与我国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集中的特征有正相关的关系。
今年新加入的变量“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旨在衡量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所体现出的技术成熟水平，苏州在26个城市中总分排名第一。苏州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苏州工业园区更是我国首个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区域。
除工业园区外，苏州纳米城被誉为全球最大纳米技术应用产业综合社区，累计签约落户260多个纳米技术相关企业和机构。2017年苏州又新添了七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依靠这些培育和扶植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服务机构，苏州将会带动长江三角洲区域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互联网＋”使用了“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作为衡量依据，直观反映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与农业、工业、餐饮、旅游、交通运输、零售电商、金融等各个行业的结合情况。
成都排在该变量的首位，成都被称为“游戏第四城”、“手游之城”，数字游戏产业蓬勃发展。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仅成都高新区就聚集了数字游戏相关企业300余家。
人才是“互联网＋”发展的核心智力资源。成都高素质人才聚集度位居西部之首，是“互联网＋”发展的人才供给高地。“互联网＋”的发展能够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有效激活发展潜能，拉动成都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4、区域重要城市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应以城市群概念替代点对点的城市发展，通过增强中心城市带动功能，建设19个城市群。其中，由特大城市作为城市群中心，辐射并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继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城市群建设的核心。
“区域重要城市”这个维度反映了所观察的城市在区域内的地位，并反映该城市对区域整体发展的带动作用。本维度包括六个变量：“星级酒店”、“国际游客”、“飞机起降航班”、“客运总量”、“货运总量”和“会展经济发展指数”。
观察的对象既包含省会城市，也考虑了区域内经济发达的城市，同时也选择了与国际交往关系深厚的门户城市。统计表明，重庆、成都、杭州和南京（并列）、厦门排名位列前五。
其中重庆在“国际旅客”、“客运总量”和“货运总量”变量都位列前三名，成都在“客运总量”和“会展经济发展指数”变量排名第一；体现了这两座城市在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杭州凭借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在“星级酒店”变量排名第一。南京和厦门发展整体比较平衡，分别作为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东南沿海重要城市在区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重庆在“货运总量”变量蝉联第一的同时在“客运总量”变量排名第三，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汇集水陆空交通资源的特大城市，在西南地区承担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重庆通过近年发展，建成了“二环十射”高速公路网和“一枢纽八干线”铁路网，港口年吞吐量1.6亿吨；同时，“渝新欧”国际集装箱班列实现常态化、一卡通运行，全程开行时间缩短至13天，成为中欧陆上贸易主通道。
成都作为中国第四大航空枢纽、全国第五大铁路枢纽，同时国际化步伐在显著加快，成都始发到达波兰罗兹的“蓉欧+”国际班列已常态化，成都开通的欧洲、北美航线数量居于中西部地区第一位，成都在“客运总量”变量第一，可谓是名至实归。
此外，成都作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会展经济发展迅速。昆明在“飞机起降航班”变量排名第一，一方面缘于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门户城市和区域性交通枢纽，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以及亚洲区最大的鲜切花供应地。
厦门在本维度六个变量中有三个都位列前三，尤其在“国际旅客”和“会展经济发展指数”变量排名第二。厦门在2017年成功主办了“金砖国家峰会”后，带动了其会展经济发展，同时其优美的港口城市环境和经济特区地位都会在未来继续助力厦门的城市发展。
相信通过区域重要城市的内在提升带动城市群发展，进而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势必将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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