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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中国缺“芯”是因为人人都爱房地产？
2018-04-24 马光远（搜狐号）
对于中国缺乏重大创新的原因，我在文章中谈及金融的落后、创新体系的缺乏，在追求“快”和“规模”的思维下企业根本无暇顾及创新，以及我们缺乏一个可以包容“胡思乱想”的环境。后台的评论提到了中国“追求正确答案的教育”，以及官僚体制的问题。当然，几乎30%的评论都谈到房地产对创新的影响。比如，有网友很尖锐地指出：“全面焦虑，急于成功，又缺乏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房地产才是真正的原因，当你从研究室出来，你发现你房子买不起了，租金贵了，你能不焦虑，你能不急着成功！问题背后的问题，你只看到了人们焦虑，急于成功，你没说清楚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衣食住行！”，有很多留言认为，房价暴涨引发的财富效应和焦虑是导致中国没有重大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在上篇文章中，谈及缺乏重大创新与炒房的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缺乏重大创新和炒房肯定有一定关系。抄录如下：
缺乏真正的创新和炒房有没有关系？肯定有。中外都如此，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就认为，房地产投资过度一定会抑制创新，因为“房地产吸纳了本可以投资在生产力提升、创新、医药技术、软件或可替代能源领域的资金，而这些领域，能够在未来真正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复经济活力，再次实现增长，美国人需要克服对房子的酷爱。”他的这话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像爱房地产一样去爱创新，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我也在文章中指出，就当下中国缺乏创新的因素而言，炒房只是影响创新的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因素。全面焦虑，急于成功，又缺乏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我承认炒房引发的财富效应对创新的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真的是中国缺乏重大创新的根本原因吗？很显然，这是一种情绪，因为如果仔细分析和观察，你会发现，把中国缺乏重大创新归结于“炒房”，既没有必然的逻辑，又缺乏事实支持。
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从1998年开始，不过短短20年的周期，房价第一次真正上涨是在2003年之后，期间房价经历过几次波动。但是，中国缺乏重大创新并不是因为房价开始暴涨的时候出现的。近代以来，中国一直缺乏重大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科技创新一直没有得到突破。目前的数据并不支持“房价影响了创新”，反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数据明白无误的显示，中国的创新指标是大大提高了，而不是退步了，中国在全球的创新指数排名是提高了，而不是下降了。专利申请数，科技论文发表和引用数，以及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技术层面的突破，包括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也是在过去20年中呈现一个上升的势头，而不是下滑的态势。这是基本事实，说房地产，房价的暴涨是导致中国缺乏重大创新的观点无疑没有事实和数据支持，这是非常遗憾的。
其次，有人认为，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很多人不愿意从事科研工作，因为炒一套房子赚的钱比穷哈哈搞科研多多了。有些科研人员研究一辈子，也研究不出一套房子的钱。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大家宁可炒房也不会去搞科研。高房价影响科研人员的心态，这没错。但说很多科研人员不搞科研去炒房，很显然，也和事实不相符。事实上，在过去20年的中国财富周期中，房地产是财富的风口，但科技也是财富的风口的观点，包括互联网、大数据等等科技领域的财富效应一点不亚于炒房，而且众所周知，中国赚钱的很多互联网企业都是抄袭别人的技术，即使抄袭，也赚了大钱，如果真的在重大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那是可以暴富的，房子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比如袁隆平，这辈子还愁房子问题吗？2017年胡润财富排行榜前10名中，科技富豪超过了4名，中国富豪排行榜并不全是房地产的天下。客观而言，过去20年既是炒房致富的时代，但也是科技致富的时代。而且，事实是，我们很少看到科研人员放弃科研去炒房。在科研队伍中，真正买得起大房子的都是科研搞得不错的，而不是不搞科研去炒房的。又是一个想当然。
第三，美国、日本、我们的台湾也经历过房地产泡沫和房价暴涨，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因为高房价影响了创新。日本经历了两次房地产泡沫，但日本在两次房地产泡沫前后在产业和科技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步，日本科技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其实就是在70年代到90年代奠基的，这个时代，恰好是日本泡沫经济时代。
当然，必须指出，我写这个文章不是为高房价辩护，因为我承认，高房价对中国国民心态的影响是负面的，浮躁、焦虑心态的形成和高房价导致的扭曲的财富观与世界观不无关系。但是，把中国“缺芯”的板子打在房地产的屁股上肯定是打错了屁股。中国缺乏重大科技创新突破，是整个创新的生态出了问题，是整个创新的系统出了问题，除了我上篇文章中讲到的金融、创新机制、思想市场、追求快的浮躁心态，还有网友提到的教育问题。当然，还有科研资金的分配问题，以及看领导脸色选择重大攻关项目的功利机制，还有寻租丛生的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以及在科研资金的流向上重国企轻民企的歧视心理。中国的重大科研项目，有多少交给了民企去做？
这里必须谈谈官僚体制对创新的影响。我不做引申，我引用费正清谈中国集权社会的话即可：中国社会在中央高度垄断政府的组织之下，其官僚体系几乎在所有大型的行政、军事、宗教和经济活动中都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对私人企业的支持未曾建立起来过；另一个方面，极其奢华、壮丽的宫廷、陵墓和巨型工程，如大运河万里长城，似乎在证明，如果石头多的话，这种专制的政治组织会从石头中榨出更多的血来。当然，费正清指的是古代和近代中国。在官僚主导创新的情况下，官员的喜好会成为创新的风向标，今天这个官员喜欢大数据，给大数据的资金就多，科研人员蜂拥而上追大数据；明天，另一个官员喜欢人工智能，大数据立即就会被抛弃，人工智能会成为科研人员的宠儿。一个围绕着官员的喜欢追逐热点的科研选择机制，是不可能做出重大创新和突破的。
当然，还有急功近利的心态。中国人在任何问题上太着急，太功利，太急于短期出成果了，而且太希望领导认可这些成果了。整个社会氛围都以快为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耳边宣扬的都是什么“这个时代在抛弃你的时候，甚至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说”的观点，一个创业者如果三年还没有成功，就会被淘汰。在这种变态式的追求快的社会环境下，细工慢活的重大科技创新是不可能活下来的，能够不被遗忘经常缅怀和祭奠已经实属万幸。
慢下来吧！中国人，也许我们该看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谢谢你迟到》，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以慢致胜，破题未来格局”。弗里德曼的核心观点是，摩尔定律、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同时加速使得当下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加速时代”，面对这么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经常摁一下暂停键，暂停一下并不代表结束，而是重新开始。“放慢速度，提供了反思和思索的空间和场所”。“对中国这样一个在21世纪发展如此迅速的国家而言，每隔一段时间就暂停片刻非常重要。这样不但不会让她落后，反而能够确保她为自己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决定中国创新未来的，不是资本和科技，而是我们的心智和价值观。慢下来，放松自己，反思过去走过的路，这样才能在一个加速度的时代真正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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