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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货币不应该再有丝毫犹豫
——货币政策应从上轮紧缩周期吸取经验
文/倪金节
又到一年岁末，我们在为今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回升而欣喜之际，通胀即将降临和宏观政策面临转向成为时下争论最多的议题。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一年多以后，在2010年面临着不得不被动收紧的风险。三季度GDP增速高达8.9%，10月份的PMI数据升至55%以上，CPI负增长幅度继续收窄，在年内就可能转正。零售、投资、出口环比增速均在加快，中国经济正在由复苏期进入稳定增长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逐步将货币环境回归正常化具备安全边际，宏观经济复苏因为货币趋紧而夭折的风险，较之半年前降低很多。
当前，暴增的信贷和反弹中的投资将中国经济再次拉入“过热”的境地和通胀魅影再现都不再是危言耸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4月份之后已经持续7个月高达30%以上，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不断增长和房价的节节攀升。投资GDP比的不断提高，让在经济危机之前本已失衡的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更为恶化，结构性调整只会越来越艰难。
而且，中国经济向来有“投资驱动过热”的传统，前几轮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来临之前，都是失控的投资作为前奏。按照如今的态势，投资增速极有可能在2010年一季度达到40%，2004年一季度43%的投资增速带来的油电煤运的紧张和不少城市的拉闸限电的“壮观”景象极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出现。
除了投资暴增可能招致的实体经济过热以外，通货膨胀也可能在短暂离去之后再次附体艰难复苏中的宏观经济。水电油气及蔬菜、食用油价格在近期出现普遍上涨，足以反映真实的通胀已经悄然发生。一些地区部分品种断货现象明显增加，说明居民的通胀预期初步形成，开始提前囤积商品以应付可能到来的高通胀。而资产价格通胀早已经发生。A股今年涨幅超过了50%，房地产更是在天量信贷的支撑下快速地结束下跌态势，演绎着坚硬的泡沫逻辑。实际上，在货币环境如此宽松之下，若不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这本身也就不正常。
是的，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开始承受流动性过度宽松所带来的结构加速失衡、物价上涨、经济过热趋势等诸多负面效应。因此，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已经成为最要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汲取上一轮紧缩货币过程中的失误应是货币当局重点需要研究的课题。
2004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货币政策逐渐收紧的周期。其中，2006年之后的三年是宏观货币政策频繁收紧以遏制通胀的时期。直到雷曼事件爆发前的三个月，中国央行还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那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商品泡沫持续堆积和全球性高通胀等诸多复杂的因素。虽然在经历了持续多次的升息和调整准备金之后，货币政策基本回归了偏紧的状态，但却是以打击出口企业、提高民营企业财务成本和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在货币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货币政策目标都与后来的现实背道而驰。比如2007年和2008年央行持续10多次的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是每次调整之后，通胀都出现加速上涨的趋势，上轮通胀的峰值8.7%的峰值正是出现在升息周期接近尾声之际。
上轮紧缩周期显示，货币环境的正常化“宁早勿晚”。在04年一季度投资增速达到43%之后的半年，中国央行曾经果断的采取了升息的决定，并在一年后进行了汇率机制改革。但可惜的是，在05年和06年，货币政策紧缩进入了暂停期，由于当时强有力的行政调控表面上打断了经济趋热的迹象，使得货币政策也随之错误地间歇。
直到2007年3月之后，在不断飙升的经济金融数据和暴涨的股市楼市的催生下，货币政策才真正开始了紧缩之旅，只不过那时候通胀趋势已经形成，实体经济热火朝天的景象遍布全国，此时再紧缩很明显已经慢了“好几拍”。最终带来的结果只可能是流动性急刹车带来的经济“硬着陆”。今日中国经济的被动局面和结构失衡的积重难返，一定程度上与货币政策迟钝直接相关。
如果从经济史对比的角度看，现在更像是2003年底，宏观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货币政策提前布局并切中要害，才能阻止类似的历史重演。
的确，执行恰当的货币政策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气是极为困难的，但货币当局适时准确地调整货币政策保证经济稳健运行是其基本职能，当几乎所有数据都显示，天量信贷和流动性极度宽松完全有可能将中国经济拉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房价不断上涨、大型企业热衷于投机炒作，这些都是过低的资金成本和泛滥的流动性造成的。这个时侯，应时而动将货币环境正常化也就不应该再有丝毫的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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