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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应该说，真能如此，那将是打破城乡之间的户籍藩篱，将中国城市化向前推进一步。
减少非农人口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趋势。由于所有制的限制，我国城乡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就显性的城乡收入差别来说，已由1978年的2.57∶1（以农村为1）扩大到2008年的3.63∶1，2009年这种差别正在呈现历史性的扩大，至于其他方面的隐性差别，诸如城乡政治差别、城乡文化差别、城乡社会发展差别，虽然难以用精确的宏观数据表达，但是其差距之大是能够为人们所感受到的。
“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这是国外人士对中国城乡差别现状的一种形象描述，但也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城乡差距的现实。所以，这些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基本处于一种农村往城市的单向流动，简单的说，就是农民工进城打工。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后又回流农村。
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将会有效的消除中国社会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同时，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但是这些制造业的商品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市场。因此，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对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我国目前的9亿农民中，只要在未来的10年内有一半农民进程，都将产生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的城市化，和其他已经走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有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我国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因此，尽管农民进城了，但是实际上可支付能力却十分有限。在一家网站对去年农民纯收入的调查中，年收入1到2万的占45.3%，2到3万的占30.2%，3万以上的只占24.4%。如果对应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价，绝大多数农民即使拿到一个城市户口，也无法安居。
所以，户籍问题的解决，不能代替社会保障体系的落实到位。从全球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转化一个农村人口的成本是最低的，而中国农村人口的收入相对城市居民来说也是最低的，大约为四分之一。所以，中小城市要真正接纳进城的农民，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房价。否则，放宽户籍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如果借放宽户籍之际，炒买炒卖哄抬房价，那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其危害不亚于美国金融海啸对农民工的影响，2008年有6000多万农民工背上行囊回流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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