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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数据来源及方法见文末注释)
由上图可知，资金流动的空间形态表现为“大钻石+北京放射线”，人口流动的空间形态表现为“大钻石+城市群”。
我们设计一个资本+人口的综合联系度指标，这个结构将更加清晰：
(数据来源及方法见文末注释)
这个指标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大钻石+城市群+高能级城市跨区域联系”的复杂结构，因而对区域联系度评价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中国的骨架性区域格局正好有东西南北四大发展极，分别是：
北京、天津等北部发展极；
上海、杭州、南京等东部发展极；
广州、深圳等南部发展极；
成都、重庆等西部发展极。
而这个“大钻石”的内部，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泛中部地区”。
从行政规划的角度，“泛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山西、安徽、河南等六个省。
东西南北都有了，那么中是谁呢？
显然，武汉、郑州、长沙、南昌、太原、合肥等六个省会城市，都是对“泛中部地区领头羊”或者“中国第五极”的有力竞争者。
下面我们就侧重从区域联系的角度分别看看这六个城市的对比分析。
1、劳动力吸引力：武汉与郑州最强
我们计算了2018年春节后返城务工人流的规模，并将来源地落在地图上：
由图可知，劳动力吸引力最强的城市是武汉和郑州。
春节后，大约240万人从外地来到武汉（此处使用的是“净流入”概念，即流入与流出人数的差值），这些人除了来自湖北省，还广泛来自环湖北地区、京广铁路沿线、乃至云贵两广的部分地区。
同一时期，净流入郑州的人口规模约150万。这些人大多来自河南省、徐兰铁路沿线中段、京广铁路沿线北段。
从劳动力吸引力的角度来说，武汉、郑州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会城市。
2、产业结构：武汉与长沙最强
我们选取了科技信息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等五个重点行业，以每个行业近五年企业融资笔数占全行业融资笔数的比例，绘制出下图。
图中圆点越大、颜色越偏亮黄色，说明比例越大。
总体而言，武汉和长沙的高端服务业（金融、科技、文化等行业）融资笔数占全行业融资笔数的比例最高。分行业比较：
武汉和长沙的科研信息服务业的融资笔数比例在18%左右，而其他城市的该项指标均不超过15%。
武汉、长沙的金融业融资比例分别为4%和3%，居六市前列。
总体而言，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武汉、长沙都体现出了一定的能级优势。
3、对省内的经济控制力，武汉与长沙最强
泛中部地区城市约14%的投资来源于“四极”，约44%来源于本省省会城市。但就单个城市而言，这种差异可能会非常大。
我们以“泛中部地区”城市得到的来自本省省会投资笔数和来自“四极”的投资笔数的比值，衡量省会城市对本地区的经济控制力。
（通俗地说，这个指标的含义是衡量地级市对省会的“忠诚度”。毕竟，省会大哥不罩着小弟的话，小弟可能就成了别人的小弟。）
图中，颜色越红的城市越被本省省会所控制，反之则被“四极”所控制。
可以清楚的看到，武汉和长沙都体现出了更强大的省内控制力（湖北省、湖南省约55%的投资来源都是本省省会），而其他四省则更多的被“四极”所辐射。
4、与三大经济圈的联系度，武汉是中央枢纽
一个中部城市与另外四个发展极的联系，本质上反映的是它与全国其他高能级城市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越强，意味着它们在人才、资金、技术上的交流也更多。
显然，与3个极都有强联系（红线）的城市有且仅有一个，就是武汉。（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成渝发展极的能级与另外3极存在较大差距。）
与2个极有强联系的城市包括长沙、合肥。而郑州，只与1个极联系较强。
将上述六图从空间上抽象出来，可以得到如下雷达图：
这张图上，不同城市的特点和城市间差异更加清晰：在北、西、南三个方向上，武汉与发展极的综合联系度都高于其他城市，仅在东向上输给合肥屈居第二。
总体而言，武汉与四极（全国高能级城市的代表）的总联系指标达到705,稳居第一；第二名长沙是武汉的83%，第三名合肥是武汉的78%。
5、只有武汉贯通东西、承接南北
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越多、尤其与外省城市的联系越多，说明其在泛中部区域的影响力越大。
由上面的一系列图，可以看到：
武汉广泛辐射本省城市，同时与湖南省长沙市，江西省南昌市，安徽省合肥市、六安市，河南省郑州市、南阳市等多个城市都有着高强度联系。
长沙、南昌与武汉一起，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三角形”。
郑州、合肥各自只与一个外省的地级以上城市具有高强度联系，而这个被联系的城市都是武汉。
太原的强联系全部在山西省内，区域影响力很弱。
把以上六张图拼起来，便可得到下面这张“泛中部地区”的城际联系图：
没错，在广大的“泛中部地区”，武汉就是这个贯通东西、承接南北、对外连接、对内辐射的中央枢纽。
综上所述，在未来，“泛中部地区”很可能形成如下局面：
如果中国城市群格局中还能孕育出“第五极”的话……
没错，大概就是武汉吧。
编者注：
1、本文由武汉市规划研究院与城市数据团联合原创并首发。
2、本文中使用的控股型（股份比例50%以上）投融资笔数数据来源于启信宝，采集时间为2013年1月-2017年6月的四年半时间。人口流动数据来源于腾讯位置大数据，采集时间为2017年4月-2018年3月的整一年时间。综合指标为人口流动指标的对数和资金流动指标的对数的乘积。
3、本文的分析角度侧重于人口和资金的联系度，若从其他角度出发，使用其他数据，结论可能会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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