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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本罪中贵院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关于相关被告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的问题以及关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问题。
（一）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本人认为，本案上述所有证人（刘从梦除外）均没有出庭作证，没有经过控辩审三方的当面质证和询问，也没有证据查明其证言经查证属实，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但为了全面阐述这些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的问题，本人愿意在这里就这些问题说明如下。
1、关于刘科的供述问题。原审判决均引用了刘科在公安侦查阶段的供述作为本案的证据之一予以引用。但是，他所说的“2002年至2004年期间，科龙电器采用收取商业承兑汇票并作假货物出库处理，虚增生产废料销售收入，少提坏帐准备虚增应收账款及费用延期入账等四种方式，达到公司虚增利润的目的。”但上述所说的四种方式，原审最终只认定了第一种即收取商业承兑汇票并作假货物出库处理。对于这种收取商业承兑汇票后能否兑现的问题，德勤对此出具了保留意见，将这种事实作为财务报告的内容之一，通过保留意见的方式公诸于众了。而科龙收到各分销商的商业承兑汇票是可以从银行立即贴现出钱来的，所以，科龙公司对各分销商的商业承兑汇票都是作为收入对待，德勤前两年也是这样认定的，而2004年对其它分销商的商业承兑汇票也是同样认定的，为什么偏偏只对其中两家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出具保留意见呢？显然德勤是受到个别贪官的压迫才故意这样做的，这本来就违背了会计审计中所要求的公平公正的原则的。
对于刘科所供述的“每年12月下旬，管理会计科会计算出科龙电器1－12月的真实销售情况，报给晏果茹，由晏果茹报给顾雏军，然后由顾雏军根据这个真实的销售收入数据，通过召开会议，研究虚增销售的事宜。”上述刘科的供述，只有他一个人的陈述，并没有其他人或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甚至，连晏果茹都没有供述过开过这个每年年终召开的年终会议。刘科在庭审时也否定其在公安侦查阶段受公安诱供的所谓供词，因而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已完全否定开过类似的会议的说法。原审判决将刘科的其中一次孤立的供述比较完整地表述于判决书中作为定罪的依据，是一审法庭在个别贪官的压力下黔驴技穷的表现，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孤证不立的原则以及质证后的证据才能作为有效定罪证据的原则的亵渎。
2、其他被告人或证人证言问题。严友松在侦查阶段只是供述其参与了2005年4月关于讨论德勤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讨论，其他并不知情。在庭审阶段，他认为其只是管理销售的副总，对于虚假财务报告一事并不知情。对于武汉长荣和合肥维希的销售他认为是真实的。并证实其只是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报表之后才签字。而姜宝军在侦查阶段所提到的会议是在2005年春节前后召开，而当年春节是2月9日，即使是春节前也已经是2005年了，对2004年的压货销售是毫无帮助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认为2004年通过武汉长荣和合肥维希的压货是不正常的，从这点上来说，姜宝军的证言一点作用也没有。而且他只是负责预算的高管，他对压货情况并不清楚。他在当庭供述上，也只是说2005年开会的时候，200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的时间结点是2004年12月31日，每年12月31日德勤都要派30多名财务人员到科龙各地仓库盘点库存的，所以2005年开会对2004年财务报告无任何影响。但更多的人证实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如刘从梦作证说从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他也没有参加过，而且他说是2005年才知道压货是会被法庭认作为虚假销售的这么一种情况，李志成也证明了没有召开过类似的会议，还有张宏也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
而更多的口供、证词只证明本人曾提出所谓过高的利润指标。无论是晏果茹、刘科的口供，还是科龙电器财务人员陈小凯、石艾生的证词，对本人更多提到的是提出过所谓不合理的利润指标。我在庭审时就多次明确说明所谓过高利润的说法，完全是公安逼供和和诱供的结果，科龙公司在我领导之下，三年内销售额翻了两番还多，税收从1.7亿增加到了5.6亿，可见我们董事会所定的销售和利润指标都是合理的，这就是对我的话最好的佐证，而且，在庭审中，同案被告人几乎众口一词，均提到科龙电器每年年初召开由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专业人员参会的生产、销售计划会议，每月召开高级管理人员参会的生产、销售例会，讨论公司全年的生产、销售计划；在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压货销售的问题，只会提出生产、销售的指标、计划。从通常的情理分析，压货销售是一项具体的销售行为，本人作为科龙与格林柯尔两大企业体系的主要决策者，职责与精力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参与这种具体的销售活动，更不可能参与压货销售的具体过程。而且我们也从来都不认为作为行业习惯的压货销售有什么法律麻烦，需要董事会和董事长来参与研究和处理。作为科龙的董事长，每年对公司提出经营目标的要求是完全合法的，也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所在。一、二审法庭把这种负责任的公司管理行为当作刑事犯罪的犯罪动机是不能用无知来解释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在贪官污吏的压迫之下，对我国的《公司法》和《刑法》最大的玩弄和亵渎。对我国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环境起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绊脚石。本人要求贵庭为全面深化改革搬开这块绊脚石。
而且，本人并不是专业会计人员，对于压货销售是否可以确认收入，并不具备专业知识，而只能根据财务人员、审计人员的意见作出决定。证据表明科龙电器聘请的专业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对2002年、2003年的压货销售收入均认定可以确认为收入，且没有提出任何保留意见。2004年的压货销售收入确认更是德勤华永一手操作。换句话说，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本人明知压货销售不应确认收入，仍指使财务人员确认该销售收入，并指使披露如此编制的财务报表。事实上，科龙也没有自己独立编制的财务报表，而全部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编制并决定发布，只是在发布前知照我们而已而无须我们是否同意。这个事实本案所有被告人都作了证实。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中国法律和我所认识的律师都仍然告知我，压货销售在中国完全是合法销售，压货销售的收入是合法收入。
（二）关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问题。
庭审事实证明，科龙电器的年度财务报表是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的，德勤华永每年年底审计时都会以调整分录的形式对科龙电器财务会计科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提出调整，并要求科龙电器按其调整意见重新编制两表，最后科龙电器的财务人员按其调整意见重新编制两表。而现金流量表则因科龙电器财务会计科的人员不会编制，完全是由德勤华永的审计人员代为编制的。2002、2003、2004年的压货销售，均是德勤华永提出会计调整意见，要求对压货确认收入。
关于2004年年报的保留意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5年4月22日，德勤华永会计事务所（简称德勤）给了我关于审计中最后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科龙投资江西华意压缩机有限公司的投资残值拨备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5.7亿元销售额的认定问题（5.7亿中有6000万元已由分销商向该省的零售商分销出去了）。由此，德勤给了科龙董事会四种方案选择。A方案：保留江西华意投资残值，保留这5.7亿的销售额。科龙2004年的利润为1000多万人民币，但关于上述两个问题德勤将分别各出具一条保留意见；B方案：将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拨备，但保留5.7亿的销售额。科龙2004年亏损6000多万人民币，德勤只对5.7亿的销售收入的最终实现出具一项保留意见；C方案：保留江西华意投资残值，取消5.7亿的销售额，则科龙2004年将亏损1.1亿元人民币。德勤只对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出具一条保留意见；D方案：将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拨备，同时取消5.7亿的销售额。科龙2004年将亏损1.9亿人民币。但德勤将不出具任何保留意见。
我和科龙的董事会当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D方案，这也是科龙董事会一直执行的财务保守的原则。虽然我们知道这5.7亿是没有问题的与历来销售毫无二样的销售，这纯粹是德勤在个别贪官压迫下故意弄出来的麻烦，为了德勤不出对应的保留意见，而不让审计师出保留意见就是科龙所要求的财务保守原则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我们必须选择D方案。我要财务总监李志成先生立即告诉德勤，我们选择D方案。
但是2005年4月24日，李志成突然向我汇报，说德勤只接受B方案，否则德勤将拒绝作为审计师在年报上签字。也就是说，德勤只能按B方案以审计师的名义签字，而其余三个方案，德勤都不会签字。谁都知道，没有审计师的签字，年报是出不来的，而出年报的最后期限是2005年4月28日。那就是说，要么按B方案出年报，要么就出不了年报。而出不了年报对上市公司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我非常焦急，紧急要求科龙的香港律师立即出面与德勤交涉，要求按D方案出2004年年报。同时，我紧急要求向中国证监会在科龙电器的立案调查小组的现场负责人毛副处长汇报此事。我记得是2005年4月25日上午，毛副处长和另外两位处长及一位办事员一起会见我，科龙这方面还有李志成和晏果茹。我向毛处长等人汇报了德勤的四个方案，以及德勤突然通知我们只接受B方案的情况。我向毛处长说明，科龙是个对股民认真负责的公司，我们董事会也是十分认真负责的。只要审计师德勤对这5.7亿的销售收入的最终实现有任何一点怀疑，我们都要求以最稳重、最保守的会计原则出发，我们都会要求取消这5.7亿的销售额，按保守的D方案出2004年年报。我请求毛处长以监管者身份要求德勤出保守的财务审计报告。但毛处长说，中国证监会不方便与德勤谈此事。我要求他向上级汇报，他答应了，但从此便无下文。我当时感到这里可能隐藏有大问题，我立即要求晏果茹做一份与证监会毛处长会谈的会议纪要存档。我曾要求法庭调取这份存档资料，但法庭没有调取。现在我们完全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这事实上是德勤在个别贪官的压迫下，故意拿这5.7亿的压货销售做文章的不道德的、犯法的行为，这种当时已分销了6000万元的压货销售当然应确认为销售，而且不应出任何保留意见，这是违反德勤多年的销售确认习惯的，我坚信这段细节就会真相大白。
经过一天的与德勤的反复交涉，科龙的香港律师最后打电话告诉我说，德勤只接受B方案，其余方案他们都不接受，都不会在科龙年报上签字。也就是说，他们提出了四个方案，最终不是让我们选择，而是他们决定选择。此时已是2005年4月 27日，我只能召开科龙董事会，通报这个严峻的情况。因为，不能按时出年报是一件对上市公司有巨大伤害的事件，因此，所有科龙董事不得不接受德勤的最后通牒，接受了按B方案出年报。
按照德勤的B方案出2004年年报，科龙公司当年也是亏损6000万元，而且还有一条保留意见在年报上。而选择D方案，科龙也只是亏损1.9亿人民币而已，但年报上无任何保留意见。我相信，只要不是一个白痴当董事长，同样只要不是一群白痴当董事，董事会是一定会选择D方案的。既然已亏损6000万元，为何不干脆亏损1.9亿，而拥有一个不带保留意见的干净年报呢？所以，只是在德勤的逼迫和要挟下，实质上是在贪官的压迫之下，科龙才不得不选用B方案公布2004年年报。谁都相信，德勤确实不会因为一年区区六百万港币的审计费而与科龙有勾当为科龙出具虚假的报告的。相反，在中国贪官污吏威胁要吊销他们的会计审计资格的淫威下，这个世界著名的四大之一的会计师事务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贪官污吏效劳，而且毫不犹豫的把污染其职业道德的屠刀砍向它的客户科龙电器。
关于受到个别贪官压迫之事，我还是要详细叙述一下：德勤为什么先给出科龙4个方案，其后又坚持只接收B方案呢？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和深思的问题。如果科龙真的是一个有问题的公司，而德勤在三年的审计中，已发现了这一根本的问题，德勤早就决定退出科龙，不再做科龙的审计师了，那么德勤一开始就应该只给科龙一个方案，即B方案，而不是先给科龙4个方案供科龙选择。非常明显的事是，当德勤给出4个方案供科龙选择时，德勤还是准备给科龙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年报的，只要有一点H股常识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都不会允许年报有保留意见的，因此，德勤也好，科龙香港的律师也好，都100%地肯定科龙董事会一定会选择无保留意见的D方案。可见，直到此时，德勤并没有打算退出科龙，即并没有不再作科龙审计师的打算，这是香港资本市场的常识性的判断，哪怕香港资本市场的九流会计师或者九流的证券律师都会作出这个判断。可为什么只有两天时间，德勤的态度会有180度的大转变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真相，就是在这两天之中，个别贪官给德勤要吊销他们会计审计资格的威胁，广东证监局一个姓黄的科长当时就炫耀说，他们与德勤谈的时候，开始德勤很牛逼，完全不买他们的账，但当他们威胁要吊销德勤的会计审计资格时，德勤就老实了。可见，事实上德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中国贪官污吏的帮凶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德勤的合伙人曾让李志成告诉我他们受到广东证监局的巨大压力这个事实得到佐证。
• [审判长 裴显鼎]：
顾雏军，在法庭辩论阶段，我们充分保障每位原审被告人的权利，但是要珍惜大家的时间。你要考虑本案七名被告人、七名辩护人、四名公诉人，你一个人已经用了五十分钟，你不仅仅大量读已经提交的申诉状，而且加入了许多与审理案件事实无关的故事，你要珍惜大家的时间。我提醒你同时也提醒各位参与人，如果你对你辩护人的素质有足够的信任，有些话可以交给你的辩护人说。如果你认为有罪或者无罪，你简要陈述意见是一二三四，这样来说。
• [原审被告人 顾雏军]：
好的，我简单说，我和科龙董事会当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D方案，没法选择，结果就出了一条保留意见。下一个就是压货问题，我还是要说。
• [导播]：
附：顾雏军书面辩护意见“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三）（四）（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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