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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中国改革的最大失误在教育。那么，中国教育改革的“失误”具体在哪里呢？老人点到即止，没有再往深里说。总之是中国改革的失误既是以教育为“最大”，那么贪污腐败，吃饭财政；资源耗损，环境恶化；警匪相结，执法犯法……等等一干，也就再与“最大”无缘了。
想中国近三十年来对教育的调整，就其大者不外以下三项：一是恢复高考，二是教育的产业化，三是对外语教育的大力推进。这其中，高考的恢复，既叫“恢复”，那就不能算是改革，而教育的产业化与外语教育，这在西方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长期以来都是这样搞的，可为什么一到中国内地，就被弄成了“失误”呢？
教育的实现，一在学校，二在社会。学校教育主要是有目的，专业集中地给受教者以能力的引导与培养，而社会教育则是由社会人自觉不自觉地，间断地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使潜移默化。
能力才干重要，还是道德品质重要？司马光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于社会，就如爱国与卖国之于国家一样，益损悬殊。
那么请看中国学生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当今凡能叱咤风云，随心所欲的，必是做官为宦的人，他们升官发财凭的是侵吞国家，贿赂上峰，讹诈百姓，拉拢私人；其附庸则紧跟国家政策实惠，善避“市场”经营风险，他们虽是给权贵挡前哈后的，但在世人面前，仍能颐指气使，风光豪华。当今中国凡能抵挡得住门户，遮护得住妻儿，处于社会中层的，必是嘴上手下都能来的，非奸即霸的人，他们从事业则多靠使奸耍滑，门面唬人，否则正当经营遇上了恶性竞争，必遭排挤出局；处社会则强凶霸道，撒泼使赖，否则一旦露出了窝囊架子，自家的食盆子，随之就会有人谋算。剩余多数没权没势，又不会巧取豪夺，一根筋只会死受的人，那就只能是出门遭人欺，回家妻儿怨的“没本事”的社会底层了，他们的劳动所得，除去权势讹诈，奸霸掠夺以外，所剩无多。
请问，让中国的儿童青年，处于如此的社会环境，去“三人行必有我师”，能学成个啥？他们要想适应社会，要想不受人欺，要想出人头地，将只能被磨砺成一种什么样的人？
在当今的中国，所谓大企业，都是侵吞国家的官僚资本，所谓中小企业，都是投机暴富的文盲资本，所谓外资企业，都是西方淘汰的垃圾资本，他们热衷权术，迷信钻营，蔑视知识，鄙视国人；在此种地方，中国学生就是学成了能力才干，又岂能讨得一口好饭？
社会既乌烟瘴气，无可救药，那么“祖国未来”们的道德品质，也就只能听凭学校书本的“正确导向”了。于是开思想道德课，讲政治经济时事，吃水不忘挖井人；于是学雷锋，学赖宁，学张海迪；于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做四有新人；于是十佳少先队员，优秀共青团员，预备共产党员……；可是，步入社会以后呢？还不是痛心疾首，洗心革面，回头再向领导学厚黑，向同事学虚伪？
其实，在中国，自从独尊了儒术，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二十四孝图；愚忠愚孝，盲从盲信，天地人伦；就一直是私塾教育的基本内容，根本目标，这也成为历朝封建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共同手段，更是中国古代朝野相结，桎梏国人思想，扼杀中华学术的千年祸首。
在儒家私塾普及以前，在先秦社会，难道中国大地，也是滥官刁民成灾吗？——决不！据记载，在儒家的“亚圣”孟轲少时，其母为了给他选择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曾几迁其家。起先他们是住在乡下的一处墓场附近，结果远近经常有人送葬上供，哭哭啼啼，吹吹打打，孟母觉着于儿不利，于是就搬到城里住；但新家又近闹市，人们成天熙熙攘攘，西邻打铁，东邻杀猪，孟母觉得更不理想，于是再次搬家；这一次他们是搬到了城东的学宫旁边，此处书声朗朗，论辩诘难，射御术数，学风甚浓，孟母终于如愿以偿：“此真可以居子也！”，并最终造就了一代学人。
先秦时候孟轲所处的环境只不过是送葬哭啼，闹市熙攘，其母尚以为不行，那么现在中国社会上盛行的贪污腐败，偷抢拐骗，欺软怕硬，讹诈推诿，等等切身其家，左右其学的冷风恶气，又将让贤母学子们搬家何处？
诚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教育也开思想道德课，但人家于此的目的，是要树立学生平等自由，人权博爱等事关民族兴旺的健康品质的，并无所顾忌地支持学生走出校门，体验生活，感受社会，以期理论联系实际，然后再用实践回过头来检验真理。哪像中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说了是糊弄别人去做，做了还遮掩不让人说。——既要以基本原则遏制政治改革，组织调动不起人来，那经济也只能在量上硬撑，形成资源的透支，环境的恶化，危机的积累；既放任这半吊子的改革，畸形的增长与分配腐化蚕食基本原则，那稳定就越来越成为“重中之重，压倒一切的大事”；既担心政治不稳，要控制人心，愚民易制，那社会上好奇怀疑，批评进取，自由创新的发展风尚就不可能形成。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第三世界，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多了，但据以强民富国，兴旺发达的极少；社会主义既要代替资本主义，自有其举贤任能，杜绝腐败，高于民主的政治体制在，但决不是走民主过场的封建专制，论代禅让；如果说“民主集中制”真的适应中国，那贪污腐败何以如此的猖獗？吃饭财政又何以如此的严重？封建权力泛滥而法制基础脆弱的国家，任何先进的与更先进的观念制度到了他的手里，都将变质搞臭。
比如教育的产业化，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早经证实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力善举，凡能培养出大科学家、名艺术家、优秀管理人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知名院校，必能得到举国的尊敬与向往，并且捐赠拨款，财源广进，因此学校办学都是极尽全力，深恐自家出不了人才。然而一到中国社会，凡有真才实学的，必不懂或不甘趋炎附势，于是倍遭排挤打击，只能沦落潦倒；凡夸夸其谈，善于钻营的，必能左右逢源，出人头地，成名成家——才干已扭曲变形，学校就是个出学历的，要成功先得抹杀了良心，学历只给权钱帮凶！结果一个产业化，不仅使中国教育的应试做题，高分低能变本加厉，更又加上了学校搂钱，穷人失学。
其实，应试做题，白首穷经，代圣人立言，这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现代只不过穷的是西方的经，转而代“公式”、“定律”立言而已。
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变化发展观，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你看三皇五帝时候，咱们的祖先，财产公有，分配平均，相互间多么体贴，多么仁义，哪来的纷争？未来到了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人们也不过如此吧？可是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不是越变越坏了？社会不是越变越乱了？与其向前走，环地球绕一圈，哪顶如来个向后转，不是一下子也到了？——于是儒家向往周公，墨家推崇大禹，孟子一看不行，忙又抬出尧舜，连孔圣人他老人家都“述而不作”，后世儒生，还不乖乖地子曰诗云，循规蹈矩，也好指望将来能金榜题个名，光宗耀到祖？——又有哪一个狂徒胆敢指师摘祖，离经叛道，眼睁睁硬寻着要自甘堕落，不务正业？
两千多年的痴迷倒退，直至鸦片战争以后，才由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逐步给打开了眼界，敲响了警钟；面对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的沉痛现实，一些读惯了圣贤书，虽“信而好古”的人们，也不得不开始承认西方科技的威力了。可是，中国毕竟是儒家的发祥地，封建传统，根深蒂固，中国教育还得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再踌躇半个世纪，一直拖到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以后，才慢慢地舍却了四书五经的教育内容。
然而，此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东邻日本的科技、生产差距已经拉得很远了，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图强争胜的前景，而只能是挽救危亡的急务了；于是“西学”的教育意义，也只能局限于图现成救急，消化吸收的高度，继续延用“中学”死记硬背、应试做题的致用体制。
但“救急”与“图强”两端，于国家或许因果相承，可以混为一谈，于教育却有“造就重复性致用奴才”与“培养研究性创新人才”的不同，于生产也有“填补国家空白”与“步入国际先进行列”的悬殊；故此“图现成救急”的中国教育，只能使中西差距进一步越拉越大，越救越急；而这个“越拉越大，越救越急”，反过头来又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在媚外引进，消化吸收上再加一把劲，继续“图现成救急”。
但是科学技术，生产工艺，那可也是人家的心血所系，吃饭家伙啊！绝对先进的，谁都不给，相对不落后的，能给，然而条件呢，报酬呢？当年苏联人只是想让中国俯首帖耳，中国人还觉着有伤自尊，现在美国人更狠，一开口就人权呀，自由呀，民主呀……实在是没办法！于是，“素质教育”总算提出来了——然而，这是一个突破，一个伟大的突破！
要这么说，那素质教育就是要中国教育，从“学以致用”，转到“学以致创”了？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了：“当你把所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来的就是教育。”——就夸谈者而言，“学富五车”的确是耀人的资本，但是对于创新家来说，知识那就是成见，要创新首先要摆脱的就是这成见的纠缠，历史的惯性——“学”，怎么可能致创呢？
如此也许有人会问：“当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现在无知又成才了！你这不是又走入了知识的循环论吗？按这么说，教育也不用再搞了，大家都安心地无知吧！”诚然，环地球绕一圈，与一个向后转，在方位上的确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一个人要能拔山涉水，环地球绕一圈，其在身心上所能感受得到的，又岂是一个“向后转”可比的？当然，“拔山涉水”于一个人的成长，“走过了多少里程”，“尝到了多少美味”，“记得了多少个地名”等等，没有多少用处，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解决了什么疑难，领悟到了什么道理。——牛顿还不知道相对论呢，据此难道我们能说他没水平，还比不上现在的一个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吗？慈禧太后还没吃过味精，没穿过的确良呢，据此难道我们又能说现今中国的百姓，都已过上了皇家“老佛爷”的日子？
一个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在研究中养成，并且这能力一经养成，那就是“包罗万象”、“永不过时”的了；而作为知识则永远没有最新的，如果单从“求知”这一面讲，“终身教育”与“白首穷经”没有什么两样，那可又成了“学海无涯”，又要 “知识过时”了；但是一个人只要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在研究中掌握了过硬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任何“最新的知识”， 陌生的领域，到了他的手里，都将是似曾相识，一经投入就能抓住要领，变成内行。
其实，“学”只能致“知”，要再“知以致用”，那到底还得有一点“能”；而“研”所能致的，本来也就是“能”，当然要再“能以致创”，那还得看历史的必然，环境的偶然，以及这个人为社会环境所造就的性格、品质、活力等等，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对知识成见的依赖程度。这是另一话题。
赵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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