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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学术领域是揭露抄袭的新闻此起彼伏。不过，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无视学术规范的现象仍俯拾皆是，维护和确立学术规范任重道远。笔者孤陋寡闻，仅以耳闻目睹所及而言，深感有两个问题的危害绝对不比抄袭小，值得正视： 第一． 混淆学术论文和宣传文章。 首先应该申明，笔者无意贬低宣传文章。推广和普及学术成果、破除愚昧离不开宣传文章，其中的优秀作品，可谓功在千秋。达尔文的学说，是通过严复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进化论与伦理学》）才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文献从特定角度看，几乎都是宣传文章——把国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介绍到中国来，仅是结合实际加予运用而已，原创性的东西虽然有但不多。 不过，必须清醒地看到，宣传文章有自身的特点。 一是判断它的价值的最高标准，是真与假以及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几千年来，那些曲学阿世、谄媚权势的文章，不管文字多么漂亮，只能引发人们的鄙夷。 二是它不是学术论文。按照国际惯例，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必须分别统计，也不能作为取得学术职称的依据。《文学改良刍议》是震古烁今的文献，但胡适不是靠这篇文章当上北大教授的。 学术是智慧的传承和积累。学术论文必须有学术史的考查，严格区分自己的论文中那些是转述那些是新见。以中国文化的研究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有几十部《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导论》、《中国文化史》一类论著，有关论文则有几百篇。1949年被迫中断，198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又率先写出《中国文化概论》，由北京著名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大量印行，成为当时深受欢迎的读物。时至今日，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和文章仍在不断问世，表明市场有此需要，逐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没有数典忘祖，急欲了解中国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的由来。不过，这些作品有多少属于学术论著，有多少又只能算作宣传或普及读物？从学术积累的角度看，却是应该叫真的问题。 又如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书籍和文章，如果只是重复众所周知的观点，也应如实划为宣传作品。不严格坚持这一条，我国的马列研究不可能走上正轨，甚至沦为西方社会的边缘人——所谓“西马”的附庸，拾人牙慧仍沾沾自喜。至于坚持其中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结论，甚至用此作为大棒打人，更是祸国殃民，不足为训。后一状况的历史纪录触目惊心，记忆犹新，不必赘言。 第二．学术问题政治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朝野上下就一再呼吁要严格区分学术和政治，但这个顽症至今尚未治愈。要是说直至70年代，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还被贴上阶级标签，有关人士随之受尽折磨的话，90年代以来这类荒唐已不多见。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噩梦尚未惊醒。 愚见以为，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有几个原因妨碍我们摆脱这个梦魇。 一是封闭多年带来的愚昧。 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成为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已经大幅度更新。但封闭多年带来的无知不可能一夜间完全消失；特别是各人情况千差万别，认识的差异更所在皆有。当互相尊重、宽容和自由讨论已经成为正常的学术习惯，这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象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是，要是有人以自己的认识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并且强求一律，不符合预定框框的全都视为异端邪说，给别人造成的困扰乃至苦难固然令人发指，国家和民族生机所受摧残，更难以补偿。 历历在目的事实是：1992年以前，提倡市场经济的学者一再被当作“自由化”、“精神污染”的代表，而口沫横飞天天讲计划经济不容更改的倒成了“坚持马列”的英雄！至于罪行法定、无罪推定、司法独立和法官必须具备高学历等等现代法学常识免遭批判，那就更晚了！ 20世纪50年代，创造社巨子冯乃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在疯狂的“拔白旗，插红旗”过后，他语重心长批评那些勇敢分子：“你们是以无知批有知”！诚哉斯言！当时至21世纪如果还有人不甘寂寞，仍想横刀跃马，重演摧残学术的种种勾当，应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一声：你们的无知误国害民，还是收起来吧！ 二是不正当的追求名利的渠道尚未堵死。 社会是复杂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的学者愿意无私奉献，应该敬仰；有人求名求利，只要求之有道，亦完全正当。可是，必须看到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冀图利用现行体制缺陷，眛着良知谋取私利。不断揭露和堵塞这些缺陷正是改革必须完成的重任。学术的基本任务是探索未知世界，它必然意味着对现行结论的冲击。大清帝国早已覆没，文革结束亦已20多个春秋，断章取义，入人以罪，为一己私利不惜制造文字狱，在中国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篇章的丑剧不应重演。因此，要是有人对别人的学术观点有所评论，唯一正确的途径是用文字或口头公开辩论。坚持这一条，学术发展的正常环境就会逐步生成，学界才有可能逐步净化。 三是为尊者讳的旧俗没有清除。 古往今来，从未有过尽善尽美的完人。只有最下三流的文学侍从、帮闲文人才会俯伏在主子脚下擦鞋掸尘，吮痈舔痔。进入现代史学范畴，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过是有待剖析的材料。史学家的责任是以比那些历史人物更高的视角，力求全面地描绘其本来面目，评论其是非得失。要是有人满脸义愤向领导报告某人贬低什么人或为某某翻案了，说得轻一点，最少是对现代学术无知的笑剧。 应该严肃指出，有些人把为尊者讳的遗风等同于“无产阶级政治”，不管出发点如何，客观效果是既歪曲了先贤，又愚弄了读者。新版《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就是一个适例。首先应该肯定，这套18巨册的全集加上两大本《蔡元培书信集》编印非常精美，比台湾版和中华书局版的《蔡元培全集》所收文章、书信多几倍，定价也不高，是难得的好书。在感谢编者和出版社之余，又不能不为错误政治观点的干扰而带来的不应有的缺陷扼腕叹息。 这套《全集》的特点是细大不捐。例如，“法预科二年级学生叶兆同恳请休学一节，应即照准。此批。”这一句话是1918年1月他在北大校长任上的例行公事，编者也郑重其事，收入其中（见第三卷第254页）。可是，有几篇非常重要的文件，编者却特意删除而并无只字说明。 一篇是1922年6月3日由蔡元培提议并领衔且有北京教育界胡适、高一涵等二百多著名人士签名的《致孙中山及非常国会议员电》。这封电报当时京沪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出，而且这套《全集》的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高平叔先生所编的《蔡元培先生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版）中，已全文录入，编者不可能不知道。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编者不喜欢其内容：要求“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指徐世昌，当时已宣布辞职）同时下野之宣言。”（北京《晨报》1922年6月4日）如果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提议被孙中山所接受，13天后陈炯明部将叶举炮轰总统府事件可能不会发生（他们提出的也是要求孙中山履行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诺言），20世纪中国史会因而改写。可是，也许在有些人心目中披露这个文件有损孙中山形象，于是，《全集》中就没了它的踪影。 另几篇是1927年3、4月清党事件中有关文件，居然没有只字收入。凡是对这段历史有所涉猎的人都知道，3月28日蔡元培、吴稚晖等5人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应行纠察”的决议；4月2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议决咨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各地共产党员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免于活动……”。4月9日又列名于中央监察委员《救国护党》通电。这些都是无法抹煞的重要文件，没有什么理由不收入《全集》。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让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有损蔡元培和共产党两方面的形象。其实，这样做不但掩盖了不应掩盖的历史，而且既无法解释自此时起蔡元培参与国民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历史，也无法帮助中国共产党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蔡元培这样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所以参与清党，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请读一读刘少奇一封著名的信：“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许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极普通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历史已经一再证明，由于打着“革命”的旗号，左毒是最难纠正和肃清的。如实将历史真相告诉中国人，有助于以史为鉴，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记得恩格斯说过：科学愈是大公无私，愈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值得一切号称愿意坚持马列的人们深思。 （文/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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