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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能与你结缘，我感到很幸运。为此我要感谢“长策智库年会”的邀请。
您昨日对陈志武先生《中国大趋势：现况与展望》报告简短的评语，可见您的见识和良知。
不过，说实在的，昨天长策智库一天的报告质量并不很高，主要是思想力不强。就是堂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的报告，也只是一种描述意义上的历史类比。他的描述最后固然可以勉强引出“中国搞二次分配”重要性的结论（其实这个结论至少在1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可是“与虎谋皮”如何进行，至今依然语焉不详）。同时，其描述对于处于不同场域和惯习的人来说，也可能引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防止亡党的唯一办法，就是党控制一切公权，继续压缩一切可能生成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党直接控制政府，不仅实行税收垄断和暴力垄断这两种常规垄断，而且要继续实行资源垄断，实行政府管制型经济”（顺带每年找个“热点导向”、“形象工程”什么的，再时不时地搞点“民心工程”、做点“好人好事”、对外玩点“民族主义”，且开动全部宣传机器重复千遍，高歌猛吹），即使要搞市场自由，那也只能是“政府性市场经济”。因为这样，可以把最好的资源、容易赚钱的行业等，留在政府手里，把坏的资产、难赚钱、且不赚钱又是人的生活必须行业，推给没有公共空间的、无组织的、由一盘散沙式的个体、家庭和所谓的“民营企业”构成的“没有社会的社会”，即“民间”去自行消化（自生自灭）。当民间的社会交易成本、边际成本高到难以承受的时候，还怕谁不向政府、不向党靠拢（谁不靠拢谁傻子！）、不向打着国有招牌的大、中型企业讨点、捡点残羹剩汤，而不依附（有人会说这是凝聚）在组织周围？据说，这就是那个由外国人提出，实际上外国人根本弄不明白、中国人遮遮掩掩地自鸣得意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感到陈志武先生的结论，并没有让中国当下的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们感觉不搞“二次分配”有什么真正的危险，相反，他们会感到真搞“二次分配”，如果各方既得利益者之间调节不好（这是很有可能的），反而可能天下大乱。而他拿来作比较的对象本身，要么是历史上早已灭亡的政治实体，如古希腊、古罗马、宋王朝，要么是今天世界最先进，同时也问题多多的政治实体，如美国。压根儿就和当下中国没有可比性。而且，立论依据，依旧是学者们惯用的“掉书袋子”（主要参照詹姆斯·麦克唐纳2003出版 A free nation deep.in debt）的方法缺乏思想力。
其他报告，如冯颖惠女士、陶然先生、陶庆先生、贺绍奇先生的报告，确实都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现实问题，对中国的某些现状比如决策方法、产业格局的描述，也还比较准确，但问题还是缺乏思想力，缺乏所谓“理论的彻底性”。话说到一半或亦是语焉不详，或嘎然而止。
这种情况，我从最善意的角度上理解，只能是中国学者聪明的处世哲学在其研究中折射的结果。如果从恶意上理解，就回到中国式学者或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一亩三分地”了。从思维方式上说，是中国长期学科化、工具化、专家化教育体制所致。顺便说一句，现在还好，由于国家需要的知识空间（不等于思想空间）比较大，那种跑马圈地、占山为王及相互倾轧的情况已经大为减少，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倒也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但同时，那种思想理论发展必须的真正批评或头脑风暴也几乎消减到了零。
顾昕先生略有不同，他试图在政府政策研究上有所突破，可又苦于所掌握的政策资源和一手资料有限，而满足于自己的逻辑设计。这样一来，如果作为医改、教改理论研究未尚不可，但作为对现实生活具有强烈干预色彩的公共政策研究，仅是一种逻辑设计，显然就有问题。
呵呵，一叶之秋窥斑见豹，这个长策智库年会，反映的问题是中国智库自身的先天缺陷是明摆着。这不是哪个人，或哪个具体智库的问题。难怪主事者余晖先生解释长策智库“顶天立地”原则时，说“顶天，就是与国际水平同步”，用的还是“取法于外”（其实骨子里还是“取法于上”）的一百年来、六十年来、三十年来老套路。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欣赏很佩服所有为发展“中国智库”的人们，在中国政治生态环境如此不平衡的情况下，他们苦心孤诣跃跃欲试不遗余力从夹缝中求生存。
不好意思，听到亚平女士关心智库，我就说了上面一大堆，请见谅。
也许，中国人把think
tank这个英文单词翻译成“智库”，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为什么不直译为“思想库”？“智”只是“思想”的一部分，非要认为是一样的那是翻译者的权利。可是，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同时反作用于思维的向度和力度，他心里可能想的一样。好象叫“智库”和叫“思想库”没有区别，但在现实中做起来就是有区别。这两种翻译的不同，首先在于行为定位上的区别，中国有策论、好听点有帝王师传统（难听点有等待宠幸的传统，走钟南之路的传统），也许叫“智库”更容易被理解、甚至更容易或更可能被当权者被政府部门接受，但真要“搞”、要“做”，能“搞”、能“做”，尤其在当下政府强势到控制一切公共资源和公权的中国，本质上就注定是依附性的，注定是不讲求甚至不屑于思想力，也不可能有思想力，甚至认为讲求思想力是件幼稚可笑的事，所以，搞的人们充其量依旧只能发挥一点谋略性智慧。
基于此，我冒昧地建议，亚平女士以您特殊的职业身份就此写点述评，就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何？
认识您真得很高兴，预祝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
钱
宏2009年12月23日晨
钱先生：您好！
我也很高兴能结识您，从您的来信，您的言谈和您的博客中的许多文章中（您文章中的许久观点我都有所见略同之感），能看出您对世事了解之深、对事理分析之透，都是我很赞佩的。以后会多有请教和学习之处。
钱先生可要不吝指教！中国的智库当然需要大发展，但发展得好确实不易，
因为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空间的地方是谈不上诞生高质量的智库（思想库）的，而中国目前虽比文革时好些，但离自由仍很遥远。官员们的自由空间倒是扩大了许多，由于缺乏监督和制衡。
正如您所说，当政府强势到控制一切公共资源和公权的中国，大多数人本质上就注定是依附性的，说真话，往往是要做好了豁出来了的准备。可所谓智库，没有“真”在里面，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所以我昨天说，我非常支持中国要多支持民间智库，因为它们所受的“指挥”牵制、长官意志要少些。所以能更多地向民众利益倾斜和更客观些，离真实更接近些。当然，它们常常也会受到资金的牵制。
现在所有问题都纠结在“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压制和扭曲）经济基础”。许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像您一文中提到干部考核标准的问题、干部任免制度问题，我认为还有人大制度的改革问题、选举制问题，总之，如果民众还是一点权力、手段没有，政府独大，这样下去，官方的势力和利益进一步扩张，民众最终无法生存，社会就很危险了。我今天听到一个数据，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奢侈品消费在中国，而另一方面，中国80%的百姓仍生活在贫困中。这已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
我最担心的是，
政府强势到控制一切公共资源和公权的中国，有谁来遏制政府的权力无限扩张呢？谁来逼迫政府转变职能呢？在外力制约没有机会生成的时候，能指望他们自己控制自己吗？像您说的，
与虎谋皮能成吗？可是，如果这个制约力量再不生成，任权力层和强势集团进一步扩大掠夺，这社会总有倾覆的一天！一旦动荡，付出沉重代价的还是老百姓呵！
仍然不想放弃努力，虽然从一方面看是与虎谋皮，但全方位看，一旦社会倾覆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呀1至少掀翻了他们的盛宴就什么也吃不到了呀！
所以我想有些劝他们做的不要太过的话，也许有些明智一点的人还听得进去。我一直就是这样抱着“有1%的可能，就尽100%的努力”去劝喻，摆出利害，提出对策建议，
能听多少算多少吧！几年下来，还是从他们卖出来的许多中抢回来一些。比如，中国的金融股权，经过努力，总算保住了大部分。但目前还得在继续抢。。。。
> 祝您愉快！
亚平 09年12月23日，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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