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促进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充分就业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自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998年1.5个百分点,1999年2个百分点,2000年1.7个百分点,2001年1.8个百分点(cn.news.yahoo.com/020417/77/11soh.html);这4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合计为7.0个百分点,共解决了400-500万人的就业问题。但财政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四年因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 5100亿元,相当于每解决一个人的就业问题,财政就要背负约10-13万元的债务。这样大的一个投资金额换得却是如此少的就业,实在是低效得惊人!
可以设想,假设就业对国债投资增长的弹性系数不变,并且靠国债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就业增长的话,“十五”期间,解决约1/5的新增就业岗位,也就是1600万人左右,将需要16,000-20,800亿人民币。这将是中国财政根本不可能承受的重负。
到2001年末,财政债务总余额已达16000亿元,占当年GDP的16.7%,是当年财政收入的97.7%。2002年财政预算赤字仍高达3098亿元,这样到2002年末,财政预算债务余额将接近2万亿元,届时将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2万亿的债务,若按2%的年息计算,其债务负担每年就是400亿元。因此,巨额的财政债务将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如果财政不能很好增加收入并安排好偿还债务的预算支出,财政将会陷入债务危机。其结果将被迫以财政性货币发行来偿还债务,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因此,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能够长期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出问题。”(http://cn.news.yahoo.com/020417/77/11soh.html)
在单纯促进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被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可见,经济的增长、投资的扩大能否扩大就业机会和社会和谐发展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取决于增长模式的战略取向。国际经验表明,国家在战略目标上的选择不同,在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力度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其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鉴于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应该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就业政策应该成为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
3、相比增长,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
这种责任是政府要在公平与效率、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中做出就业优先的战略选择并做出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承诺,即把就业优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这种责任包括: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力争社会的低失业率,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构筑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对所有的求职者平等地提供包括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必要的服务;采取一系列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调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就业服务过程中扶助劳动力市场上条件较差的社会成员就业,消除性别、年龄、残疾上的歧视;通过立法和监督,维护就业竞争的公平性,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保证失业的社会成员的生活;运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在多数工业发达国家选择了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之后,各国都结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改变了过去单纯靠现金补助失业者的办法而选择了事前防止失业和促进就业的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如瑞典的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就业办公室主要功能是职业咨询和安置指导。瑞典把 GDP的0.9%用于消极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上。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间,所见到的最高失业率只有 3.5%,其中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处于1.5-2.7%间,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5%。同时通过建立就业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来保护雇员。
减少失业,力争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因此,各国政府将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决定了我国需要更加重视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问题,缓解我国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以确保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4、强调充分就业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有一个观点,说是“中国人提前得了富贵病”,因为我们现在人均GDP才只有700多美元,却已出现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常有的产品相对过剩的市场症状。“富贵病”的提前到来原因有不少,但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农民非农就业难、收入低下,农村市场与城镇市场之前出现了一个消费断层。
这些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基本上是稳步提高的,尤其是近三年来在政府多次为公务员增加工资的带动下,收入增长尤其明显。但与此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却非常不乐观,1997~2000年连续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都不断下降。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小幅回升,但依然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较远。有资料表明,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率低于1.6,而我国在1995年城乡收入比率已达 2.5,再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性福利,城乡实际收入比率则在4左右。城乡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农村市场消费严重不足,即使是在农民收入增长出现反弹的2001年,也因为农民实际人均消费增长率比2000年下降了3.1个百分点,而2001年我国GDP增长率下降了约0.6个百分点。
这一切的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农村地少人多,数亿的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只有解决好就业问题,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而只要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农民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转化为现实需求的话,仅一项就能够推动中国经济保持10%速度增长10年。
对过去20余年改革期间高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表明,除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改善、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外,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每年对增长率贡献高达1.6个百分点,是这一时期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20%。
又据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森教授估计,在今后30年,如果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障碍被逐渐拆除,城乡收入差距将大大缩小。如果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范围,达到可以使城乡收入水平几乎相等的程度,这个劳动力转移本身就可以对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
足见农民进城、充分就业实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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