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充分就业相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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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大家想谈谈与充分就业有关的话题?
中国经济学领域对充分就业的说法?
你认为在可预见的周期内,
在中国实现充分就业的策略是否存在?
你感觉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在中国实现充分就业或提高中国的就业率?
我姑且使用2楼对充分就业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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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充分就业 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 经济学 就业率 就业 话题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5%85%E5%88%86%E5%B0%B1%E4%B8%9A

充分就业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

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目录

    * 1 什么是充分就业
    * 2 充分就业的理解
    * 3 充分就业的人本意义和发展价值
    * 4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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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充分就业

　　充分就业是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在某一工资水平之下，所有愿意接受工作的人，都获得了就业机会。充分就业并不等于全部就业或者完全就业，而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失业。但所有的失业均属于摩擦性的和季节性的，而且失业的间隔期很短。通常把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时的就业水平称为充分就业。

　　凯恩斯提出的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主张: 刺激私人投资，为扩大个人消费创造条件；促进国家投资，通过公共工程、救济金、教育费用、军事费用等公共投资，抵补私人投资的不足；政府通过实行累进税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

　　人力资源在任何社会都是第一资源，任何社会发展都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根本标志就是就业或失业程度，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失业与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负相关，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把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视为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状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人力资源充分就业时，其它一切非人力资源也同时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产出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产出状态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possibility curve PPC）的最大边缘，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处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由于充分就业状态以及由此表征的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处在人们期望的最优状态，实现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在充分就业领域大有作为，充分就业就成为政府职能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也是任何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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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的理解

　　1、充分就业是凡是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得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就业岗位，与之相对应，失业是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没有得到就业岗位，失业是想得到就业岗位而被动地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愿意工作的人不被视为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失业，因而通常叫做自愿失业，那些处在法定劳动年龄段两端（如18岁——60岁）之外的人口也不认为是失业人口。

　　2、充分就业者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有效率的工作，人力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也就是通常说的几个人的工作几个人干，如果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也被认为是有一个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学家通常说的“隐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

　　3、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就业岗位，在充分就业状态下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即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劳动年龄和需求偏好变化而引起的职业转换过程中的暂时性失业，这种失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属于劳动力人口的正常流动，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过程，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充分就业被认为是人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优化状态。

　　4、充分就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被认为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就业状态，自然失业率是长期均衡的失业率或充分就业的失业率，这时的经济运行周期处在高涨或繁荣阶段，失业补助、社会救济、福利开支、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心理状况、人口规模、运行质态、社会认同等等，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5、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自然失业率的具体数值，各国政府可以依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本国特定时期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以美国这个现代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为例，20世纪50、6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3.5—4.5%，即95.5—96.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7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4.5—5.5%，即94.5—95.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自然失业率为5.5—6.5%，即93.5—94.5%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状态。

　　6、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中实际失业率若大大高于自然失业率，则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疲软，经济运行质量有待改进和提升，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则不可能，至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的实际失业率接近或等于零的情形，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在非效率性过度就业状态下被“阴形失业人口”或“潜在过剩人口”所掩盖，不仅在事实上没能解决失业人口问题，反而又长期损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有效率，以此为标志的政治优越性也缺乏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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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的人本意义和发展价值

　　充分就业既是微观居民户家庭实现收入最大化所追求的理性预期，也是宏观政府调控的首要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的重大工具意义和终极目的价值在于：

　　1、权利保证。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每个劳动者都找到了他或她所期望找到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在就业岗位上实在地证明了自身所拥有的自主决策、自愿选择、自由流动、自动就业和自我发展的真实权利，劳动者的可行能力得到了体现、证明和运用，其自身的内在需求偏好获得了满足，有可能实现符合个人意愿的全面发展。

　　2、经济支撑。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有了可靠的工作保障，找到了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居民户家庭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有可能实现个人或居民户家庭在各个方面的最大化发展，劳动者一旦因失去就业机会而处于失业状态，也将同时失去个人和家庭发展的经济支撑。

　　3、精神满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劳动者在找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归属，自身将不再处于社会游离状态，不再被社会所抛弃和边缘，其心理将不再因失业而被扭曲，原有的失业心理也会得到及时矫正，对未来将不再徘徊、彷徨和迷惘，就业者有了自己期望的社会定位，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其精神需求会得到满足。

　　4、和谐发展。充分就业状态下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都得到了最优化配置，实际经济产出GDP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经济运行曲线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的边缘附近，经济周期处在繁荣和高涨阶段，国民经济蛋糕已经做到最大，即使收入分配比例保持不变，个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也都会获得相应增长，人口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处在动态和谐的健康运行状态。

　　5、消解冲突。充分就业状态证明了政府决策和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及有效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满意度得到提升，政治支持率会得到提高，政府也能够用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支撑社会全面发展，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劳动力人口都各就其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潜藏的某些动荡、冲突、摩擦和骚乱等不稳定因素得到及时消解，既不会出现纵向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剧烈摩擦，也不会出现横向的社会各阶层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巨大矛盾冲突。

　　正是由于充分就业状态既满足了微观层面的公众需要，又满足了宏观层面的政府需要，是政府和公众理性预期目标的最佳耦合状态，因此，社会各界持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们可以反对一切，但惟独没有人反对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最优发展状态，归根结底是首先并最终有利于人的发展，充分就业具有巨大的人本主义发展意义和民本主义发展价值。充分就业首先有利于人口发展，其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公众，只有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首先获得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可持续进步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可持续性的动力支撑。如果只有官僚阶层获得最优发展，城市人口获得次优发展，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不能获得发展，城乡人口在二元结构状态下割裂“发展”，中国将会出现可持续性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恶增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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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管制，就能增加就业

充分就业目前来看全世界都无法达到，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除非有什么方法把目前的过剩产能消化掉，资本主义国家消化产能过剩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呢！我想应该是政府强制的转移支付，使有钱人中的部分钱均给中下阶层的老百姓，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进而刺激消费。

这样看来,
考虑到隐形失业人口的话
中国的失业率会高于70%?

http://finance.sina.com.cn/finan ... 25/1655975422.shtml

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5日 16:55 中评网

　　赵 晓

　　处于临界点的中国失业问题

　　中国已进入商品过剩时期，最短缺的是什么呢？是工作岗位，是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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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就业的压力。在此期间，我国共创造了1.7亿多个就业岗位(《人民日报》2002年4月18日)，然而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

　　让我们先来看处于临界点的失业问题。

　　在衡量中国的失业问题时，通常采用四种不同的口径。

　　首先，是中国政府发布的失业率，实际上就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这不过是冰山的冰尖而已。有意义的是它的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2年以来它的变化趋势近乎直线上升(参见下图)。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393.9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3％；到了1999年，失业登记人口增长到600万人，登记失业率3.2％。2001年底，除港澳台之外，中国人口总数为12.8亿，就业人口为7.3亿，劳动力参与率为77%，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 3.6％。2002年情况如何？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预计，由于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此消彼长，失业总量还会增加，如果能新增就业800万人，登记失业率可望控制在4.5%左右。差不多要比上年高出近一个百分点，可谓意味着失业高峰的来临！

　　第二，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再加上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681 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两者加起来共1400万人，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 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10%。

　　第三种口径则是在第二种口径的基础上再加上现有企业的冗员。最近，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全国31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了初步摸底统计，预计仅需要退出市场的资源枯竭的矿山，其在职职工就将近400万。这部分人员将随着企业的陆续关闭而进入市场。最终估计，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如果能在2010年之前完成，大约要向社会释放1／3以上的冗员。考虑到下岗分流人员中约有 20％因年龄可以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有约3000多万人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平均每年需就业人数为300万。

　　第四种广义的口径则是第三种口径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一说是乡村从业人员为4.99亿)，全国耕地19亿亩(约占世界的7%)，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如果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这一数字为2亿)。

　　“十五”将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释放的过程。按照“十五”计划，期间将有4000 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转移，这个数字分别相当于“十五”初期我国城镇从业人数和职工人数的18.87%和35.71%。但事实上，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提高农民收入看，每年需转出去的劳动力可能达到1500万以上。因为按中国城市化进程，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总规模应该在1.5亿以上。

　　全盘考虑就业压力，除了上述失业人数外，还要加上新增就业失压力。我国现有人口 12.6亿，若人口自然增长率按1.1%计算，劳动力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例按50%计算，则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由于“十五”期间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实际上城乡每年可能会有1000多万新成长劳动力将进入劳动大军。

　　再就是因外部冲击导致的就业压力。据估计，近几年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压力因WTO的冲击而加大，入世的冲击即使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这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每年1000多万的基础上，又将增加至少200万。

　　综上所述，先不算需转移出来的富余人员，我国需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为1.77亿人，相当于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4。再加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2000万，我国需就业和再就业的劳动力就达到1.97亿人。假设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则每年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为800万。两者相抵，我国还将有1.89亿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相当于现在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90%，或者全部劳动力人数的1/4。未来五年造饭碗的压力相当于过去50年，压力之大岂不是多得惊人！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洛杉矶时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用了“中国失业成定时炸弹”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这样的就业矛盾会持续到何时？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总供给近10年内将会从 7.1358亿增加到7.8193亿，出现峰值，此后缓慢下降，到2020年可下降为7.7574亿。而按照7％~8％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就业弹性系数0.1707测算，20年内劳动力总需求将从5.761亿增长到7.414亿。也就是大概在15-20年后中国的就业矛盾才有望得以缓解。

　　综上所述，“十五”期间，我国城乡每年新增劳动力约1200万人，五年共新增城乡劳动力6000万人；再加上农村大约1.5亿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其中至少4000—5000万人将流人城市)，以及现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人数， “十五”时期全部需就业人数约1.62亿人左右。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估计，按目前的就业弹性，如GDP年均增长7— 8％，每年大约能提供800万个就业岗位，五年共提供4000万个就业岗位；“十五”期间，企业自然减员腾出的就业岗位大约有4000万个，两项合计总供给为8000万个岗位。由此可见，“十五”期间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每年需就业人口总数约2000万人，而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1600万人，五年下来累积的失业人数总共将达到4000万人，我国将很快将进入高失业和就业结构大调整时期。中国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12%，接近于14%。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

表1 “十五”期间中国就业供给预测
就业供给类别
        全部需就业人数（万人）         每年需就业的人数（万人）
既定
失业
（下岗）
供给
存量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681         681
下岗职工         1115         1115
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600         515
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515         600
新增
就业
供给
        新增就业         6000         700-1000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转移         3000         200-300
农村劳动力转移         4000         800
WTO所带来的农村就业冲击         1000         100-200
总 计                   16296         1800-2300

中国就业问题之严峻，还因为面临着结构性的就业矛盾。

　　在城市，在总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制约，再就业越来越困难，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人员的失业周期也越来越长，逐渐形成一批基本生活难保、再就业十分困难的弱势群体。

　　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不断减缓，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结构性就业矛盾。零点调查公司最近的报告说，大陆有67.3%的农民不知道“入世”。当游戏已开始，还不知道规则，那就只有不停地犯规并最终输掉，何况“入世”的竞争抢的还是饭碗！另据河南省驻马店市农调队对所辖10个县(区)、1660户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低潮”的除了政策环境、社会体制、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外，农民文化素质低等自身因素是最主要的约束。如深圳公交公司去年在该市范围内招收售票员，要求学历高中以上、会讲普通话，报名者虽多，而符合条件者极少。今后，随着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市场竞争的加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偏低必然会使其有效利用的难度越来越大。

　　从供需两方面看就业困难的原因

　　劳动力要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必须要与一定的物质要素相结合。如果可利用的物质要素的数量不能满足劳动力与之结合的需要，一部分劳动力就会因无法与物质要素相结合而不能进入生产过程，从而使其处于闲置状态，即出现劳动力失业的问题。所以，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运行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有限的。如果现有的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则必然发生劳动力失业。

　　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其根源就在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严重失衡，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远超过需求。

　　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是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失业不可同日而语 (钟朋荣，2001)。在西方历史上，如30年代大萧条，美、英、法等国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显然，西方的失业通常是因为经济萧条，是短期现象。其治理办法主要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扩大需求，包括建教堂、修金字塔，甚至将货币埋在地下然后让人去挖等等。

　　中国的失业则不尽相同。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根据各方面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 3000万至5000万。 也就是说，中国的失业由非需求因素引起是主体主体。

　　探讨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原因，要考察供需两方面的情况：

　　(一)供给方面：劳动力供给会何急剧膨胀？

　　一是旧体制造成大量劳动力“虚假就业”，改革却使得隐性失业显性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用行政办法分配就业，并把安置就业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结果造成企业人满为患，表面上看人人都有工作，实质上是大量的隐性失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迫于竞争的压力，国有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必须在用人上进行盈亏分析，裁减富余人员，隐性失业便日益显性化。

　　一般人不太清楚的是，劳动力的供给量首先取决人口总量和劳动力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即劳动参与率，而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实际上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的劳动参与率，1952年仅为36.1%，以后不断提高，到1993年已超过 56%，1998年达到56.8%。这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1993年劳动参与率为43%，而且也高于发达国家，如美国1990年劳动参与率为 40.2%(《经济参考报》2002年2月6日)。同时，我国又有12.6亿之多的人口。最多的人口加上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如果劳动参与率按56%计算，12.6亿人口可提供的劳动力数量约为7.1亿。

　　这么高的劳动参与率，一个深层原因便是计划经济下“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就业政策的结果。以鞍钢为例。该公司共有职工24万人左右，产量和其相近但建设较晚的宝钢只有1万2千人职工，而国际上类似产量的钢铁企业则仅仅6千名员工。可想而知，在WTO后，鞍钢要求生路，这么多富余的劳动力怎么可能继续被保留？

　　农村的情况也是如此。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存在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虽然农民进城因户籍制度的束缚是不可能的，但在计划经济时期，每个农村劳动力都可以从集体劳动产品中分得一份收入，因而大家都可以集中在土地上 “虚假就业”。然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不得会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去从事其他可能获得收入的劳动，从而成为显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失业农民”。

　　二是伴随经济结构调整的劳动重新配置所造成的失业

　　从各国经济发展过程看，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一定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新的支柱产业不断涌现和发展壮大，老产业不断萎缩以至被淘汰。产业结构重组伴随着劳动力重新配置，新兴产业劳动力不足，老产业劳动力过剩，出现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新兴产业如金融业、服务业、电子业劳动力不足，而纺织、钢铁等老产业则出现劳动力过剩所致的失业，而这部分失业人员又难以很快适应新兴产业的需要，不具备重新就业的条件。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1993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剩劳动力达1.23亿。但在以后的几年中，由于对污染严重或造成资源浪费的的小机械、小造纸、小水泥、小钢铁、小煤矿、小矿山实行停产关闭，加之一批乡镇企业因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而亏损倒闭，因此，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速度明显下降。到2000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为1.28亿，比1993年仅增加500万，平均每年仅增加约72万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采取“离土不离乡”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效果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正在减弱。

　　WTO将带来最新一轮的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导致部分行业失业上升。专家认为，可能产生结构性失业的行业将主要集中在汽车、冶金、石化、粮油加工、电子通讯设备等行业。因为目前在这些行业普遍存在规模小、成本高、技术含量低的问题，为了应对挑战，将不得不大幅度裁减员。另外，WTO对农业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尤其是种植小麦、大米、棉花的农村地区的农民就业将受到巨大冲击。

　　在中国，结构调整引发的失业还与所有制结构调整有关。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强大竞争，原有的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老工业基地沦为“生锈地带”。越是老工业基地，越是传统产业集中的地区，就业压力也越大；反之亦然。如沈阳、武汉、重庆等城市及中、西部地区承受的压力还会持续扩大；而上海、深圳等城市及东部地区因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相对现代化，所承受的压力也会相对较小。

(二)需求方面：劳动力需求为何增长缓慢？

　　一是技术、管理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下降。

　　由于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尤其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我国的就业弹性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1975-1982年间，各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率增加0.5个百分点；1982—1993年间为 0.63个百分点。在我国1980—1989年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每年平均增加1400万个就业岗位；“八五”期间GDP增长率为11.9％，就业增长率下降为1.3％，就业增长弹性下降为0.109，每年平均增加就业岗位800 万个。1998年经济增长率为7.8％，就业增长率为0.5％，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064，新增就业岗位只有357万个。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 7.6％，就业增长率为0.4％，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05，新增就业岗位只有350万个。2000年经济增长率为7％，新增就业岗位400万个。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了就业增长弹性下降趋势。

　　投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同样呈现了下降趋势。9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就业弹性比80年代下降了3倍左右。

　　就业弹性下降导致劳动力需求的下降。90年代每年实际净增加的就业岗位只有700万个左右。2001年全年实际净增加的就业岗位达到近年来的高峰940万个，但仍然不到80年代平均水平的一半。2001年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为227 万，比上年减少133万(人民日报2002年4月18日)。中国政府造饭碗的能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今后就业弹性以后还有可能上升，但趋势不会有大的变化。总体上看，随着城市经济在国际竞争压力下不断追求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下个世纪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会更小。在增长速度和就业弹性均下降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相应下降。

　　二是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需求不足导致的就业需求减少

　　凯恩斯主义分析失业的原因，认为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卖不出去，企业被迫停产或压缩生产，减雇工人而导致失业，这种失业被称为非自愿失业，是经济萧条时期特有的经济现象，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密切相关。我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已经历了数次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增长下滑也导致对就业需求的不足。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但是就业率高度稳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基本无任何关系。但是80年代中期尤其是末期以来，失业与周期阶段出现基本吻合的趋势。197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高峰与经济周期的阶段并不吻合，但是，第二、三次高峰则与经济周期的阶段大体吻合。第二次高峰的1989～1990年，中国GDP增长率分别降至4.1%和 3.8%，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即当时所谓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和回升，1992年达到波峰，GDP增长率高达14.2%。但是 1993年始，经济持续7年下滑。第三次失业高峰始于收缩阶段的第三个年头(1995年)。1995年是1993～1999年间经济增长率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年，从上年的12.6%降至10.5%，降幅达2.1个百分点。因此，第三次失业高峰开始于1995年，与经济周期的阶段是相当吻合的。1995年以后，失业人数逐年增加，这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相吻合(陈乐一，2001)。

　　失业加剧的经济与社会影响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失业问题与经济增长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当出现失业时，就意味着经济出现衰退。如果通过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经济衰退并使经济正常增长时，失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只要经济达到潜在的增长率，就会有充分就业。而我国的情况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就是我国存在着一个绝对过剩的劳动力，或者说，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率时，我国仍然有1.89亿这样一个庞大数量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处于失业和隐性失业状态。

　　从积极方面讲，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意味着总有巨大的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源可供开发利用，它们可以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而又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除此之外，它更多的是负面作用。

　　一是阻碍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宽松的环境，而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无法从企业转移出去，致使企业改革难以进行。如为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国家实行了债转股政策。该政策要求，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必须要剥离非经营性资产，转移企业富余人员，注册为新的公司制企业。但是，一些已经得到债转股政策的企业却因难以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和转移企业的富余人员，而使企业的债转股方案受阻，新公司无法注册，企业的债转股改革被迫流产。

　　二是容易影响社会稳定。

　　可以从分三类进行分析：

　　1、农村的1.5亿剩余劳动力。他们实际是处于一种隐性失业状态。由于靠土地可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甚至有一部分人通过外出打工还可以获得一些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因此，他们不会对社会的不稳定造成大的影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闲在本地者可能有聚众赌博、打架斗欧、偷鸡摸狗等影响本地治安的问题；外出打工者可能有偷盗、抢劫等同样影响社会治安的问题。

　　2、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集体企业冗员2000万人。他们同样是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并且其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甚至一部分人因所在单位效益比较好，可能还有较好的收入，所以这部分人基本上不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3、问题比较突出的是1800多万城镇失业和下岗人员。在这部分失业和下岗者中，除部分是由于企业本身经营不善或单位的不公正裁员而失去工作外，有相当的数量是由于本身工作能力差而缺乏岗位竞争力被淘汰下来。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在目前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再找到令自己满意工作的可能性很小；而他们又有着政府要为他们安排工作这样一种与改革的趋势相悖的观念，加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失业将面临着一定的生活问题，所以，他们对政府有比较大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对社会的稳定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总的来看，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今年一季度，大庆以及全国一些地方出现游行、示威、静坐、闹事等不稳定事件，可谓例证。

　　为什么宏观政策取向要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

　　萨缪尔逊在其1998年《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即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率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这四大目标应该努力做到同时兼顾，但却很难等量齐观。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在宏观政策取向上对这四大目标是有不同偏重的。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失业通常是比增长更重要的目标。

　　我们认为，为缓和失业压力，保证改革的稳定环境，包括宏观政策在内的国家经济政策取向有必要由促进增长向充分就业转变。为此，财政支出向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倾斜是必要的。

　　1、促进增长的政策与充分就业的一致性

　　不能否认促进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的目标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据国家计委根据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系数匡算，四年来国债投资直接创造新就业岗位约 500万个，如考虑到国债投资项目的结构特征和产业关联带动作用等因素，国债投资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更多。分年度看，1998年GDP增长率为 7.8％，国债项目投资1000亿元带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就业弹性系数为0.066，据此推算，由于国债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为69万个；1999 年国债投资1100亿元创造的就业岗位为179万个；2000年国债投资150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为120万个；2001年国债投资150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为128万个。这样，国债投资4年累计创造就业岗位约500万个，约占同期新增就业岗位总数的五分之一强。

　　同时，4年来大多国债资金投向了退耕还林还草、水利、交通、粮库、环保、城市市政设施和农村电网改造等劳动密集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类产业和项目创造的经济增加值所能带动的就业岗位远大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项目。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关联带动作用，如公路建设带动运输业及其就业增长，旅游业一个直接就业岗位可以间接拉动相关行业5个就业岗位；高校国债改善了高校的办学条件，使1999年至2001年高等学校共增加在校生300万人，对缓解就业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等，国债投资实际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将远高于500万。随着国债投资长期效果的逐步显现，国债投资将从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促进我国就业水平的提高。　

　　国债投资对就业增长功不可没。不过，国家计委的匡算中，采用的是相对较高的1998年就业弹性系数，如果采用相对较低的1999年的就业弹性系数，国债投资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就不是那么大了(四年总共新增就业390万人，占全部新增就业的16%。参见表2)。

表2 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委使用的较高就业弹性系数         对就业贡献         较低的就业弹性系数         对就业贡献
1998         0.066         69         0.064         67
1999         0.066         179         0.050         136
2000         0.066         120         0.050         91
2001         0.066         128         0.050         97
总计                   　         　         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