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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1918年在战乱不断的中国出生长大，在美国成长为一个历史学者，以中国明朝历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他一生坎坷，生命之中最大的耻辱是中年失去教职，最大的光荣是出版了《万历十五年》。
这是黄仁宇最重要的著作，英文原著出版于1979年，出版之前曾经被质疑非驴非马，既不像纯学术，也不像通俗读物，但1982年一经出版，便洛阳纸贵，不仅在大陆专业历史圈得到好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吸引了众多普通读者，是中文历史著作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各种版本的《万历十五年》一共卖了300万册。用句时髦的话来说，《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现象级的书。
《万历十五年》究竟写了什么？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是明朝历史上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年号，它的英文书名直译就是《1587，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明朝在崩溃》（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从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年号出发，黄仁宇向前追溯、向后延展，详细描述了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
这六个人，万历皇帝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最终对国家心灰意冷，荒废朝政；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曾任首席内阁大学士，是政府实际上的行政首脑，后来张居正得罪文官集团被抄家，申时行最终惨遭下台；海瑞是明朝首屈一指的清官，穷困潦倒，一生努力在皇帝同僚看来只是一个笑话；戚继光曾经是最成功的武将，英雄暮年，死时无人问津；李贽则是杰出的思想家，晚年却因“邪说惑众，罪大恶极”，下锦衣卫狱，最终自刎而死。
这六个人他们构成了“万历年间支撑帝国社会大厦的基石”。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不委屈，没有一个人的结局不失败。
在万历十五年，哪一条路都是死路
黄仁宇笔下的明帝国政治就是假大空的礼仪加上人事斗争。说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正常状态。读书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私人利益。人是这样，国家制度也是这样，什么都是两张皮。
当虚伪变成了正常，那么，正常就不再正常。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受过良好教育的万历皇帝的世界开始崩塌了。他九岁即位，在严厉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的内外教导下成长。他尊重张居正，称他为“张先生”。即使是在面对大臣争执时，万历也是坚定站在张居正这边的，在那个时候，万历是相信张居正的一切美德的。
然而，就在1582年张居正去世半年之后，万历就发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万历发现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他开始对一切都取怀疑态度。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人则身败兼名裂”。黄仁宇笔下的万历十五年，和明朝的其他年份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时代。正如黄仁宇所说，“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而这场大失败的原因，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万历十五年》为什么会那么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它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史学界还无法贡献出如此细节丰富、思想自由的作品，而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人是那样的如饥似渴，希望了解过去，了解来自外面的信息，倾听不同的声音。
从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万历十五年》的总体叙述，带有强烈的先入色彩和情感代入，黄仁宇的“大历史”概念也不是很清楚，他的一些叙述流于模糊的印象，缺乏严肃的论证。毫无疑问，我们比《万历十五年》进步了。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万历十五年》曾经的历史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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