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所谓户籍制度只是一个表象,
户籍制度只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其和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联系在一起,其中涉及到教育、医保、养老保险等,如果户籍制度和这些保障体系脱钩,户籍根本不具有任何影响力。城镇户口,或者俗称的商品粮,之所以在目前丧失其以前所具有的诱惑力,根本原因在于其以前是和粮食配给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粮食配给制目前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城镇户口也变得不值钱了。所以,户籍制度的背后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不全面。
增加一些直观经验也许更容易了解问题的本质。对于许多人而言,为了孩子能够更容易地考上好大学(因为大多数高校给本地考生预留更多指标,如北京、上海的高校,所以本地分数线要低的多),含辛茹苦留在大城市。甚至于也有为了进入一所好的中学,被迫在某个区域购房(据说,广州市东山区房价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区具有数量最多的省级重点中学)。郑州市一度放开户籍政策,周边居民迅速涌入,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希望享受郑州市的教育资源。(南方周末曾报道,具体日期忘记了)。
正如一句古话“无利不起早”,户籍政策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不平衡的财政分配所造成的区域利益差别所造成的。
再看,另外一项楼主所声称的关键制度:土地使用权流转。
土地对于中国农民更重要的不是一种有待经营的产业,而是一种隐形的保障机制,正如养子女也是一种重要的隐形保障机制一样。该观点并不是本人的新创,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查一下林毅夫以前的文章,也可能不是,具体是那位专家我记不清了,向提出这种观点的专家致歉了。作者分析了南方和北方租地的差异,南方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给租种者以一定金额甚至代交原有的公粮,为什么别人种自己的地还要出钱给别人呢?而在北方却并不具有这种情况,而是一般容易使人理解的情况:租种别人的地要给原使用者一定的金额。其原因就在于,在城市打工收入固然高,但缺乏保障,通过给租种者金额继续购买这种保障,其实质正如以前曾经广泛存在的停薪留职一样,不工作了可以停薪,但还要交钱,为什么?想让原有工作成为失败后的保障,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有农村的同学,不知道是否注意过上年纪的人在规劝进城打工者不要放弃土地时,会说这样的话:“地不能丢啊,(丢即放弃不要),地丢了在城里打工如果挣不来钱怎么办?地是农民的本啊!”
很早以前,中国农地规模细碎化,从而不适宜走大规模机械种植的现代化道路,这样的问题就已经被注意过了,但是还是要把农地进行平均分配。一度说农地要基本稳定30年不变,其政策目的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稳定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化投资,但是,根据我所在的地区而言,这一政策并不受农民欢迎,事实上农村也并不固定30年不调整,而是采取间隔一定时期进行一次调整的方式来进行操作,大家都没有意见也就相安无事。为什么呢?我所在的地区人多地少,婚丧嫁娶这种涉及家庭人口数量调整的事情在农地30年不变的政策下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增加或减少一个人对于拥有30亩或者50亩以上的农庄来说自然是不重要的,使用权的稳定是重要的,但是对于农地作为一种保障,甚至说最低保障的地区而言,人口和保障的金额(土地面积)对等自然是重要的,所以30年不变就是事实上的保障不平等,必将导致反对。
另外,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复杂特征,使得一种单一化的政策极有可能变成失策,给予农民更多自由决定权比提供某某政策更加重要,大范围失效的全面集体化背景下,小岗村的承包制取得了成功,大范围联产承包制背景下,奉行集体主义的南街村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基于大规模的经验提出一种建议是可行的,但强行一刀切的方式只会让这种行为变成愚蠢。
如果农地不能摆脱保障的身份,无论使用权是否可以流动,都不会导致规模化的农地使用格局。事实上,据我自己在农村对农地使用权流转的观察来看,农地使用权在农民之间完全是可以通过租赁实现流转的,有时是农户之间,有时是通过农户与村委会之间(村委会通过土地预留得到一部分土地的处置权),所以这些不是问题的实质。
所以,个人认为楼主所提到的两项制度的核心只有一个: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我从农民中出来,学了几年经济学,经济学学得不好,但对于农村还是有一些直观感受。在我看来,中国的“三农”问题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问题,就是土地上的农民太多,其他“三农”问题的表现都是这个问题上派生出来的。如何把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问题?是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不能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所谓的“三农”只能制表不治本。
农民从土地上转移的困境在于,其相对缺乏进入其他行业的知识积累和经验,与此同时,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使得这种行业转移具有较大风险,当然,在以前这种转移面临的更大问题是权力壁垒。
从人口的角度来看,要想减少土地上的农民,首先是避免更多的新养成劳动力转变成农民,即从源头上杜绝农民数量的持续上升。一个农村儿童长成成人后离开农村的方式只有两种:
其一,通过持续的升学,在大学中学习其他行业的知识,不仅从户籍上,更重要从知识积累上转入其他行业。农村教育质量的状况,以及城市为了解决本身就业所施加的重重限制,使得通过这一途径转移的人口比重相对较小。
其二,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后,甚至之前,事实上是在升学无望并待身体养成后,在中专或技校,甚至什么培训也没有参加,直接流入城市成为民工。我不知道他们最终的结果,年轻的时候,这些新生代的民工就在东部、南部的城市流浪,年复一年在故乡和他乡之间迁徙;但最终他们要结婚,他乡以及城市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土壤吗?从事的非农职业能够其赖以维生的最终饭碗吗?最终的方向和归宿在哪里?没有做过调查,我没有发言权,但是如果没有关于子女教育、养老保障等,最终大多数的新生代民工只有回到土地上。也可能留下孩子或者带着孩子,持续漂泊,年复一年在民工潮中挤着火车,他们的后代会怎样?会成为城市或农村中新问题的触发者吗?太遥远了,没有人会清晰地知道,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像凯恩斯那样洒脱地说,考虑那么长远干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死了。
对于那些结了婚,孩子还小,或者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的人,土地已经扯住了他们的脚,他们也已经很难培养起充足的进入其他行业的机会。他们只能选择在农闲之余,选择需要最少专业技能的行业,然后慢慢老去,死亡并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土地。
后面的人离开土地已经只能是一个生理时间的问题了,前面的人基本上可以彻底地离开土地了。而那些占大多数的新生代民工的脚步才真正决定着农村土地上未来会承载多少人口,如何通过这一方式实现农民从土地上的转移才更有意义。
我们的财政、中华文明的道德,能否让这些从土地上起身漂泊的新生代民工觉得人间处处是青山呢?如果不能,那么可能“三农”问题就需要再多陪我们几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4 16:53:13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