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大学严惩造假者,开除教职,开除党籍,免除讲师资格。仿佛一切的错误都在于这两个教师,只要开除了他们,就万事大吉了。那么,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在诱导他们如此炮制论文?难道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原因么?我们可以假设这两个人不遵循某种伦理,从道德的角度批判他们。但是,如果道德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于是,可以暂时抛开道德来谈问题,我们仅仅暂时抛开。先假设这两个作者是理性人,所谓理性人就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造假是需要成本的,挖苦心思造假的成本或许比真正做学问的成本还高,就象做假帐的成本一样,必须精心调整才难看出破绽,那需要高超的技术和智商。但是,造假也有收益,这种收益表现为潜在的收益如“面子”方面的收益和货币收益。两年70篇SCI,爱因斯坦同志某年发的多了点,5篇。你看,爱因斯坦与他们相比多没有面子,比爱因斯坦都牛!如果我们按照国内篇数计算的话。其次是货币性的奖励问题,获得了3.2万元的奖励。这也意味着存在着激励效应,你在激励他这么干。激励效应为什么存在?挣钱太少呗。中国大学的教师,都要为五斗米折腰,3.2万元是不小的数目了。既然学校奖励了这种行为,那谁为这种奖励负责任?是的,这两名教师应该受罚,但是仅仅惩罚他们足够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来谈道德,道德是源于内心的规则,同时道德、伦理和信任相伴随,可能通过信任来看会好点。总所周知,大学的考核是一年一考核,而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的周期各有不同。但是,这些因素可以统统不管,行政体系就需要一年考核一回,上市公司出年报,经常性的信息披露是因为股东不相信管理层会好好打理自己的财产,需要通过信息做出决策。那么性质体系的考核呢?不是异曲同工么?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不信任,于是下面的“教师”需要给上面的“领导”出一个年报,证明我“确实”好好工作了。“领导”可能是理科背景的,但是考核文科,他能了解研究的价值么?很难。相似的,“领导”是文科背景的,考核立刻也一样。于是,要比较一下,比数量吧,你发了8篇,爱因斯坦一年才发5篇。但是,这种比较富有道德含量么?辛苦一年,最后就是一个自然数,造假一年,自然数稍微多点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辛苦呢?反正领导没时间抽象而全面的思考这些论文在学术方面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评价体系本身就是对劳动的不尊重。科学研究需要抽象而全面的评价,这合乎科学的伦理准则。我想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评价标准本身是强加的,但是强加的标准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偏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机制缓解这种冲突,最终科学研究仅仅为了满足评价标准存在,而不是为了抽象思考世界的客观性存在。
第三,SCI和SSCI崇拜。据说,SCI叫Stupid Chinese Index, SSCI叫Super Stupid Chinese Index。当然,一个是科学索引,一个是社会科学索引,从字义上看代表了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比较高的境界,不过当这种境界变成崇拜的时候,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崇拜意味着绝对的标准,而很多时候都会出现意外。例如,意外的是Econometric Society又出了两个好期刊,之所以说好是因为这个学会足够权威,不轻易增加期刊,50年来头一次,意外的是这两个期刊不是SCI也不是SSCI。于是,很多时候你发篇论文在这两个期刊上或许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结果到头来发现还不如CSSCI发篇差一点的算数。那么,一个短视的理性研究者会如何选择?一个有限理性的人呢?我们都是有限理性的,而且我们都知道理性扩张一点需要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于是一种节约社会成本的方法是选择某种指标替代理性扩张,而用这种替代指标去评价理性扩张的进步,合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