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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高速增长围住的中国，改革突围
所以，整体看中国开放带来高速增长，很成功。成功当中也产生了我们内部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有些阶层、有些地区更成功一些。但整体看我们把贸易对手逼到了墙角。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
但苹果手机的例子告诉了美国人，他发明再新的东西，制造环节也会转移到中国。智能手机是苹果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制造环节是富士康，就业也不在美国。主要的利润落在了美国公司，可是国家不能完全用资本来支撑，有很多活生生的人要生活，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态度开始逆转。
起初嫌我们开放不够，龙永图参加WTO谈判的时候，每次要答应一个发达国家的开放条件就感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是不是让得太多，把市场出卖给洋人了？”后来不知不觉中发达国家认为我们的开放损害他们了。
等到他回头开始咬了，我们还有什么选项？继续赶超？对打贸易战？把我们积累起来的力量转向“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内进一步加快技术升级？或者重回封闭老路？
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还不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背景跟我们前30年成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获得了成功，我们确实改变了全球的结构。
多年封闭的结果是贫穷，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成本低。这个成本低很厉害，发达国家的工厂怎么跟你竞争？这次打贸易战，数据公布出来我们才发现，中国出口有2/3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里面很多是组装，关键零部件是人家的，组装以后出口。
但是从就业层面看发达国家，就要到“锈带”去看看，你会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发生了逆转，从同情中国人，嫌中国人不够开放，到现在对你的开放害怕了。
中国这么开放，不会的可以学，可以模仿，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观念跟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然后，中国的成本还是低。开放40年，我们的人工涨了一些，但相对美国还有很大优势。事情就麻烦了。
经济学讲成本的曲线，一般先降，然后再升。回到国内经济的分析，麻烦在哪里？我们用低成本把发达国家打醒，站起来要对我们进行贸易战了。此时我们自己的成本曲线正好是降下来以后又上去了。任何一个事情开始阶段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
成本有向下走的机会，提高设计能力、加大生产规模等都可能带来成本下降。但到了最优点以后，所有成本都会上去，为什么？上新的生产线，管理要扩大，难度会增加。而成本达到最优点，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竞争对手会来，一赚钱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这是成本的诅咒。
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体制的成本更值得关心。我们解放思想，包产到户，发展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全是体制成本下降。但是体制成本降了以后也会升，为什么会升？经济发展了，所以政府、市场等所有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
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最高速成长阶段的基本数据看，不调整通货膨胀指数的GDP在这期间涨了8.6倍。大家都说人工涨得很快，其实人工工资总额涨了8.8倍，略高一点点。涨得快的是什么？税收16.7倍，非税收入18.8倍，法定的社会保障金28倍，最厉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我们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这口饭吃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我管它叫“三明治”。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贵，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资本、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
另外，印度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工资更低。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印度转移。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中间”。所以为什么讲突围呢？被什么围住了？中国被自己的成功围住了，被多少年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的高速增长围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成本一定要上去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成本管得好一点，降的时候快一点，升的时候慢一点。企业跟企业，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成本管理永远是一个基本战略。但光靠成本管理，这个诅咒还会追上你，因为成本曲线的规律没有例外。
所以为什么讲创新？我们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不能说工资高了，土地贵了，税收增加了，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你得改进它。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突围，一个是创新突围。
什么叫改革突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
我们是发展起来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来是小事，到处讲捧场，这里要点钱，那里要点钱，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人民的名义》里一面墙的钱，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都是整体的成本。
这些成本不解决，经济就会下去，多少发展中国家有点苗头以后走下坡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现在难度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无路可走了，饿肚子了，你改不改？现在没有这些情况了。过去叫开放促改革。现在发达国家带头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贸易税，封锁市场。开放促改革有很大难度。
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越来越要靠我们内生的力量。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进一步减税降费。现在我们法定社保缴得比发达国家还高，企业怎么受得了？社保不缴那么多，将来工人退休怎么办？
这是一个矛盾。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划到社保基金去，用国有企业的利润充社保，把企业缴纳社保的费用降下来。中国企业是不管政府规定多少，我不缴，但不缴有风险，一查就是问题。中国企业一上市得补多少年的税？
还要破垄断。我们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
为什么？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垄断。电话费、油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些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政府行为。但是中国不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很难有国民经济的未来。
5创新突围：从市场出发和从原理出发
对在企业工作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创新突围。为什么要创新？因为成本曲线不可逆转要上升，没有创新对付不了成本的诅咒。
约瑟夫·熊彼特当年讲五种创新的途径，要么是引入新的产品，或者改变已有产品的质量；要么用新方法来生产，要么开辟新市场，要么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还有商业模式的变化。在中国，创新的口号一直是响彻云霄的，但中国今天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重要，而且创新也不一定会发生。下一步我们来讨论一下创新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我2016年来腾讯交流的时候就讲过的一张图。创新要有原理，原理要有应用技术、关键技术、辅助技术，再生成产品，这个产品打出一片市场来，这都叫创新。创新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上行的创新路线。
从市场出发，看到有消费者潜在要的东西，就去开发产品，产品开发不出来找技术，技术攻不下来最后找科学院，找院士，看通过什么原理解决它，这是一条路径，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主打的路线。
第二条路线，我认为对未来的创新更重要，是从原理出发，从摸索自然规律出发，看看这个原理有没有新的技术支撑，技术能不能整合成产品，产品能不能跟消费者的需求结合。
吉列刮胡刀的发明过程非常有意思。欧洲的产品有一个特点，讲究品质，但是只服务于少数人，这是欧洲的传统。早年的刮胡刀是一体型的，用很好的钢做的，非常贵，还不能自己刮，得有一个仆人。
美国企业家怎么做？怎么通过创新把产品变成美国的主流产品？领军人物就是吉列先生。他本来是做食品行业的，他把食品行业里的一次性概念引入了刮胡刀的设计，把这把刀分离成两部分，一个刀把，一个刀片。通过分离，刀片变成一次性的，既然一次性的，它就不用像整体性的刮胡刀一样需要那么好的钢，所以制造成本大幅下降。
这对工薪阶层很实用。工薪阶层每星期都有收入，每次拿几分钱买刀片就可以满足刮脸的需求。这是从美国新兴工业化的消费者特点出发产生的创新。
美国这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创新开发了很大的市场，这里还有定价里的商业模式创新。刀把是零利润，刀片单价很低，但经常更换，细水长流，利润很高，这是吉列的盈利模式。后来丰田打进美国也是这样的策略，整车便宜，零部件很贵，厂家从零部件交易中获取利润。
这个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世界。吉列的创新是从市场特征出发，然后对欧洲的产品进行某种改变，结果大规模扩大了市场。福特也是如此。让工人都买得起车，这是福特的愿景，福特参观屠宰场受到启发，发明了流水线，从此整车可以拆解为零部件组装。把工业消费品从欧洲少数人的享受变成大批量生产，从市场出发，从需求出发，让产品去满足需求，这是福特的贡献。
下一个创新我们也很熟悉，苹果，这是对现代工业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创新。东西越来越多，最后多就成了负担，人怎么需要这么多东西呢？
把很多功能结合到一起，简化。据说这是乔布斯在印度得到的美学的冲击。对中国企业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中国的房价越来越贵了，空间成本非常高，放哪去？这都是从市场角度出发想问题。
麦当劳是商业模式革命，发明了统一的制作方式。这些例子都是从市场出发，节约制造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扩大市场前景，扩大市场应用，把欧洲少数人享用的东西变成大众消费品，无论汽车还是手机，都是美国企业家对人类的贡献。
但是美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同时尝试从原理出发创新。比如原子弹不是从市场里来的，完全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得出的结论。问题是这个能量怎么开发出来？最早是科学家的猜测，论文写出来后，才有人说能不能做实验去检验。
第一个原子反应堆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的，希特勒也上手做原子反应堆。逃亡美国的犹太科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游说罗斯福做原子弹。因为爱因斯坦名声大，罗斯福就拨了一点钱，珍珠港事件之后才正式立项“曼哈顿计划”。
从原理出发，变成产品，最后改变人类历史，这是另一条创新的路线，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缺少这样的创新。而这条创新路线不光让美国国力强大，科学能力也就此整体超越德国。
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围绕大学发展的，不是工业区，不是那些锈带的工厂，美国今天最厉害的生产力是围着头脑，围着研究原理的单位、实验室、科学家、大学。它的形态非常有意思，无论是硅谷、MIT，还有美国二十八九个地区级的研发中心，大学周围围着很多新兴公司、投资机构、律师事务所、军队的订单单位、军队的研发机构，打成一片，浓缩在一个不大的地方。他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从市场去研究将来需要开发什么，不是从问卷里问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被满足。而是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理，让原理能落地，最后变成产品，产品再打进市场。
我们现在还是在跟随。3D打印热，我们每个县都有3D打印，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大清楚。AI现在全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种公司都搞AI。AI其实最早是1950年美国科学家之间的讨论，图灵邀请了六个跨学科的人讨论问题，机器人会不会思考。
这个问题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前景。但是根据原理的猜测做实验，动脑又动手。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口号听起来很简单，“动脑又动手”，现在越理解越深，动手动到一定程度会动不下去，不动手光动脑子也动不下去。从原理里面去找到未来创新的方向，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课题。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再来看德国工业。真正的冲击不在所谓的工业4.0，而是德国曾经在科学上站在人类最顶峰。从德国人对莱布尼茨的尊重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家重视科学、尊重人才。这个天才活到70岁，从早到晚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
300多年前，莱布尼茨研发了计算器，可以用机械的办法做加减乘除。为什么莱布尼茨花两年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人类不应该从事这些简单、重复、乏味的工作，应该让机器去做。这是科学活动本源性的人文基础。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永远不会有边界。德国对生产的贡献不是工匠精神，是科学原理性的发现怎么对创新、对降低成本曲线有帮助。
以色列，这个在圣经里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全是沙漠，但是他们在沙漠里开发出非常好的农业，全部是人造的。以色列大概一半国土都是沙漠，面积比北京还小，其中1/3的面积年降雨量50毫米，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以色列就是靠知识，靠滴灌改良土壤，海水淡化。
中国有五千年农业文明，但现在购买以色列的农业技术，从滴灌、土壤改造技术、种子技术、大棚技术都是从以色列买的。原理是最高生产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这么狭长的地方，创新高度密集，有七八千家创业企业。
以色列解决了很多关键的技术难题，比如手机里没有风扇如何散热？芯片的存储量翻倍，热量也在翻倍。这个问题是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攻关解决的。我们做大数据检索，一个词没打出来就知道你最大的可能性要查什么，这个技术是谷歌的特拉维夫研发中心解决的。
以色列1948年建国，800万人，7000多家公司，人均GDP3.5万美元；我们1949年建国，现在人均GDP是9000美元，当然我们历史长久包袱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不是靠资源，是靠想法，然后从原理出发找到关键技术，开发出全新的产品。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厉害？答案是重视教育。以色列人的重视跟我们不一样。首先学习方式不一样，从5岁开始就两三个人一组讨论式地学习、吵、提问题、应对挑战。老师、家长、拉比、圣经、上帝，都可以问，这是以色列人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对探索未知没有那么重视。
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演讲时谈到妈妈教给了他一辈子的思想方法、人生和学问的态度。妈妈说，走进一条河流，你可以顺着走，也可以逆着走，你要永远逆水走，挑难走的路走。
中国曾经讨论全国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思想根源就是抄。这是我们国内很大的问题。容易的事情大家都要做，反而难做成；相反，难的事情做的人少，也许容易做成。
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后，下一步怎么发展？《被误读的创新》的作者凯文·阿什顿说，不要认为神才可以做创新工作，所有人动脑子都有机会。为什么把公司放在大学周围？学者们有无数想法，可能最后会变成新产品，对冲那条最后总要升上来的成本曲线。
所以从市场往上打，从原理往下打，哪条路线都可以。中国总体来看是从市场、从应用打的占绝大多数。但是发展到这一步，逐步开始有一些地方，要从原理往下打，因为那样才能有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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