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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不知还有什么基本理论？
【版主推荐】：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于这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便于对NIE的理解，以及后来者的学习和阅读。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诚如科斯所言，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部以科斯、诺思、布坎南、奥尔森、阿尔奇安、德姆塞兹、威廉姆森、张五常等新制度经济学大家为开创者的原典，到今天，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已形成制度变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合约经济学，或者信息经济学）、国家理论、企业理论、法与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宪政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包含奥地利经济学的部分)等几个支流。
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是以罗纳德.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发表为准，该文明确地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因入到经济分析之中。新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由威廉姆森最早提出。其目的是为了区别于老制度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如康芒斯、米切尔等都是一些充满大智慧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是反理论的。诚如科斯所言，老制度经济学家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材料，很少有什么东西能被继承下来。可以确定地说，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无任何改进，事实上，他们本身也没有想这么做。
制度经济学的新天下
为什么聚焦于制度？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制度一直被人类用来使其相互交往具有稳定性。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并且会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制度由正式规则（法律、宪法、规则）、非正式规则（习惯、道德、行为准则）及其实施效果构成。实施可由第三方承担（法律执行、社会流放），也可由第二方承担（报复），或由第一方承担（行为自律）。制度和所使用的技术一道，通过决定构成生产总成本的交易和转换（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由于在制度和所用技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所以市场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于制度框架。
交易成本是衡量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经济市场使用客观标准（大小、重量、颜色等）对所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物理层面进行测量，还使用法律标准对所涉及的产权等抽象层面加以衡量。其实施则通过司法体系来完成。虽说经济市场总会受到高交易成本的困扰，但竞争却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力量。不过政治市场则要低效得多。对选民的允诺不停地在改变着。鉴于他或她那一票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极小，故投票人不会主动搜集有关信息。再加上没有类似的实施机制，所以政治市场的竞争是不充分的。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加上选民缺乏积极性）导致了意识形态的介入。实际上，达到效率的那些激励往往被政治市场的结构和复杂性稀释了。张五常认为，任何不会在一人经济 (犹如鲁宾逊漂流记的状况) 内出现的机会成本。由于一人经济内不可能构成社会，所以也没有制度和经济组织。张氏亦认为，交易费用就是制度费用 (Institutional cost) 。
产权何以重要？清晰的产权同样可以很好的解决外部不经济（指某项活动使得社会成本高于个体成本的情形，即某项事务或活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而行为人并未因此而付出任何补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提出的“确定产权法”认为在协议成本较小的情况下，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而在解决外部侵害问题时可以采用市场交易形式。科斯产权理论的核心是：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人们之间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因此，经济分析的首要任务界定产权，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做什么，然后通过权利的交易达到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
因此完善产权制度，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和协调与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具有重大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在保证国家对水资源宏观调控、统筹规划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扩大产权的流转范围，因此建立产权交易市场是产权制度的客观要求，产权交易的结果最终将引导水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地区或部门，流向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用户。
对正统微观经济学和标准福利经济学的这种基本观点，西方部分学者很早就开始了批判性考察，现代产权理论就是在这种批判性考察中形成的。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全部思考和研究是沿着下述思路展开的：即指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并非如标准福利经济学和传统微观经济学所描述的完美，实际的市场运行是有缺陷的，这一缺陷集中表现在外在性上。而外在性产生的根源在于企业产权界限含混，由此建成交易过程存在摩擦和障碍，这种摩擦和障碍又会严重影响企业行为和企业资源配置的结果。因此，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时，必须把产权列入考察范围，而不能简单地作为既定前提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对由于产权不清晰导致的市场缺陷的研究主要归功于科斯(R．Coase)与威廉姆森(O．Williamson)、G．斯蒂格勒(G．Stigler)、G．布坎南(G．Buchanan)、C.舒尔茨 (C.Sehultze)和张五常(Steven Cheung)等人。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正式制约（例如法律）、非正式制约（例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根据诺思的定义，“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因此，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
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
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
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主要有两种，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交易费用经济学：1937 年，罗纳德·科斯（Coase，1937）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研究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替代选择问题，从而构成了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篇经典文献开启了传统厂商理论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的“黑匣子”，打开了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视为内部组织的“大门”。他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这种替代之所以能够发生乃是因为企业组织交易的成本小于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Coase，1937，p.394）。
Cheung，1983，中译本，p.363）的解释：当一种成本的节约与另一种成本的上升在边际上相等时，这种替代就将停止。这实际上给出了企业存在的动力是什么，换句话说，这给出了企业的逻辑起点——回答了为什么会有企业，企业和市场都不是刚开始就以预先设定的形态产生出来的，而是彼此间以齐头并进的方式演化而来的。而张五常（Cheung，1987）在《新玻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制度与交易费用”条目中是这样定义交易费用的：“广义而言，交易成本是指那些在鲁宾逊.克鲁梭（一人世界的）经济中不能想象的一切成本，在一人世界里，没有产权，也没有交易，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组织”。
威廉姆森把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CE）。TCE 的基本观点是，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成本（Williamson，1985；Williamson，1996；Williamson，1998）。企业和市场都是治理结构，这一结构主要起源于节省交易成本，自动适应和合作适应的效果随治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Williamson，1996，中译本，p.280；Williamson，2002，p.181）。无疑，上述思路和张五常（Cheung，1983，中译本，p.364）的下列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企业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同的交易成本下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不同方式
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认为，经济学要解决的是由于使用稀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规则即产权来解决。交换的实质不是物品、服务的交换，而是一组权利的交换。所交易的物品价值，也就取决于交易中所转手的产权的多寡或产权的“强度”。市场分析的起点，不在于回答人和物的关系是什么，而是要回答由于物的存在及其使用所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由社会规定的关系是什么。产权就是这样的行为规则。因此，阿尔钦说，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就成了产权如何界定、交换以及以何种条件交换的问题。
现代产权经济学主要关注一下四个问题：一是私人可以拥有什么样的资源（所有权的界定问题）；二是所有权怎样建立（公共认可的占有关系）；三是所有者如何合法地行使资源排他性权利（处置权、支配权、使用权）；四是如何保护产权？如何补偿对产权的侵犯？
委托—代理理论（合约经济学，或者信息经济学）、它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连接基础理论与相关微观应用经济分析领域的纽带，也是拓展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领域的基本工具和方法。它可以分成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合同理论两个发展阶段。委托代理理论是以信息经济学为基础，以研究制度激励约束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种较为独立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该理论一方面分析研究公司管理行为的各种代理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绩效报酬、所有权结构等问题（陈郁，1998）；另一方面，揭示代理成本与各种“分离与控制”问题的关系，并通过隐藏行动和隐藏信息两类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分析，研究各种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由此得出一些如何进行最优机制设计的理论对策结论（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1999）。不完全合同理论主要是研究由于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文字含义的差异以及知识分布的不对称等原因而产生的合同不完全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和控制的有效配置问题。
国家理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诺思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虽然没有多大发展，但独到之处在于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因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并且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在诺思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的活动倾向，又要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为此，他把自己的国家理论称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首先要说明国家的性质。关于国家的性质，政治学和历史学中有各种解释，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掠夺论（剥削论）和契约论。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即国家是掠夺或剥削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就持这种观点。契约论则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国家在其中起着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作用。这种理论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重新解释下又得以复兴。显然，这两种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它们均不能涵盖所有的国家形式，因而是不全面的。从理论推演的角度看，国家带有掠夺和契约的双重性。因而诺思倡导有关国家的“暴力潜能”（violencepotential）分配论。他认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若分配是不平等的，则产生掠夺（剥削）性国家。
诺思认为，具有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或“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第二，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第三，国家面临着内部潜在竞争者和外部其他国家的竞争。
诺思指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国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最大化。诺思研究发现，在历史上的许多阶段，“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减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也就是说，国家上述两个目的之间存在的冲突并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的行为出现，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企业理论：它主要分析研究企业的性质、起源、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等企业“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的产物。其基本观点主要是：企业是作为市场失灵的一种制度适应，是一种“契约关系”的联结；交易费用是企业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与治理结构关键在于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寻找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最佳结合点，从而构造有激励效应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等。
法与经济学：它围绕财产、合同和侵权等普通法中的中心内容，以经济学的“效率”为核心衡量标准，采用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规则的效率（波斯纳，1997；考特和尤伦，1991）。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改变法律制度（波斯纳，1997，第25页）。法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细化和一般化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正式规则”与“实施机制”的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奥尔森等人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统一起来，分析政府决策行为、民众公共选择行为等非市场决策或集体行动中的制度规则特点与制度规则的选择，以及因集体行动而引发的寻租及分配联盟或勾结问题。这一理论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国家理论、政党的政治学、官僚主义等（参见：Olson,M,1980;Buchanan,J.M,1986）。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使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研究由经济制度拓展到政治制度，从而更有利于把握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制度环境”之特征。
新经济史学：托马斯、诺斯等人围绕制度、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这一主线，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三个基本因素，引入到历史分析之中，构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论为核心、超越纯经济领域的经济史研究的独特框架，从而形成了新经济史学。新经济史学主要从比较角度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历史。其中心命题是说明技术变化只是一般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某种表现，经济发展问题只有通过比较和分析制度变迁才能解决（参见：托马斯、诺斯，1973，1994等）。
宪政经济学：宪政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经济学方法在宪法领域的推进，侧重的是宪法规则的经济学分析。宪政经济学是分析宪法和宪政的经济后果的经济学。它着重研究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制约和影响经济和政治行为者的规则的性质，宪政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政府悖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甚至推动，即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政府又常常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是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是政治与经济的冲突，是政府对市场的侵犯。
新制度经济学入门阅读
这是我搜到过去的一个帖子，重新挂一下原因如下：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也实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着历史科学性与预见性。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为马克思政治经济打开了新发展的契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虽然比制度经济学研究题目更宏观但是却需要制度经济学这种实证经济理论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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