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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10年01月04日 08:25:54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中，中国经济以顽强的“Ｖ”形反转之势走过了2009年。而2010年无论对于实现经济全面复苏，还是谋求发展方式转变而言，都是关键之年。 那么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将会走向何方，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对此，本报专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汤敏强调，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2010年必须抓住机遇进行大的结构性改革。
2010年经济将平稳增长
问：2010年中国经济会呈怎样的走势？
汤敏：2010年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肯定会好于2009年，同时由于宏观刺激经济的效果大体上已见效，2010年的经济增长势头也会略好于2009年。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说，2010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可能会略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今年头两个季度的基数较小。
在较高的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高通货膨胀？我认为不会。一是各个行业生产普遍过剩，提价的动力不足。二是国际经济只能是缓慢恢复，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还不大。三是2009年的粮食生产还是大丰收，食品价格随着农民收入与农业成本的上升而上升的幅度会比一般产业都高一些，但可能不会出现暴涨。不过，由于农产品受天气影响比较大，变数多，需要密切关注。
问：2010年发展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汤敏：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很多。首先是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美欧日等国家地区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复苏，发展中国家也从危机中走了出来，因此外部环境对我国外贸出口有利。
从国内情况来看，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已经开始调动起来。随着国家的一系列促进内需、产业振兴的措施落实到位，供需双方都有加快增长的潜力。另外，依旧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使企业有一个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结构性改革是主题
问：2009年年初您曾提到，政府投资拉动民间资本是2009年经济的核心。那么您认为2010年经济的核心或主题在哪里？
汤敏：2010年经济的主题应该主要是结构性改革。从国内的情况看，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怎样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而是怎样充分利用这一财政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机遇，利用通胀较低的机会,加快改革、加快结构性调整。我觉得这是2010年最重要的任务。
问：为什么需要结构性的改革？
汤敏：目前经济已经复苏，不需要大规模刺激就可以保持增长。现在关键是要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包括两种问题：一是刺激经济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需要加以调整；二是本来经济结构中就存在的问题，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应加紧解决。
房地产需要“软着陆”
问：刺激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哪些？
汤敏：尽管刺激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也产生出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房地产泡沫。由于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一些刺激房地产市场措施的实行，2009年房价急剧攀升，天价楼盘、地王不断出现，而房地产价格离老百姓支付能力越来越远。从全球经验来看，由于房地产规模非常大、影响面巨大，而且是投资工具，所以很容易产生泡沫，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最终会导致国家经济和金融的危机。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一是让它不要再继续吹大；二是使房地产市场“软着陆”，不会造成经济的巨大震荡。因为一旦房价下跌过快，房地产崩盘，它所造成的冲击会非常大。
二是“国进民退”。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民营企业收缩投资准备过冬的时候，仅靠民营企业是带动不起来经济增长的，所以用国企投资、用基础设施建设把经济先拉动起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经济已经恢复增长了，这时需要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同时，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要有所制约，比如2009年出现的一系列天价地王大都是国有企业，有些国企扩张过快、风险加大，这点必须有所警惕。
三是如何逐渐淡出适度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2009年的货币扩张和财政政策的扩张，在2010年就要逐渐收缩，最终根据形势的变化全部退出。如何在扩张政策退出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这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这些刺激政策虽然不一定在2010年退出，但是总要逐渐退出的，要争取在对市场不产生重大震荡的情况下退出。
要从机制上解决三大难题
问：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
汤敏：第一大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经济经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需在未来逐步解决。解决收入分配需要通过税收、低保、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健全，但仅靠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是不够的，重点还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关键是要通过市场的机制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第二是社会福利问题。既要帮助现有困难群体过上体面的生活，还要帮助未来有可能成为困难群体的所有人，减少他们的风险。当务之急是把农民工、农民、城市非正式就业人群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建立起来。要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抓紧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第三个深层次问题是要防止盲目追求增长速度的现象再度出现。我认为要有一个“鞭打快牛”的机制。为什么转型喊了多年转不过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都是鼓励地方政府高速增长的，而需要转变增长模式的那些领域，却是能造成高增长的领域。尽管我们每年GDP增速定的是8%，但今年有的省市增长达到16%。一旦追求快速增长，就顾不得结构性问题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对GDP增长过快的省市给予一定的约束，比如说提高他们的节能减排的指标，或减少财政转移支付等，促使他们改变增长模式。（路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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