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相互”和“文人相轻”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牺牲人类公益的风骨还能铮铮鸣响吗？
　　（南方周末记者）：我重逢刘校长时，对于他免职后屡次拒绝复出很是纳闷，于是向他请教：“你在免职前，谢绝可能就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团中央书记、武汉市市长等职务可以理解，因为你专志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可是，在免职之后，您拒绝复出的选择使我和很多朋友不解。国家教委主任亲自向你表示，希望你到北京去，主持国务院属下的一个新成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小组，按理这个职务应该更能把你的教育新理念推向全国，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可是您也谢绝了。接着厦门大学正式向国家教委打报告请你去当校长，而且教委还极力动员你去，你又谢绝了。此外，国家教委还向你建议过到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校当校长，统统被你婉拒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重复了自传中的解释，诸如不喜欢做官、“生不愿封万户侯”啦，“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啦，等等。然而，总觉得没有满足逻辑学上的“理由充足律”。与他深谈之后，他又增加了一些理由。他多次引用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说他就是不想离开武大，看看到底能把他怎么样。我听了觉得这才是来自他内心的最深层的充分理由。儒雅一点说是“凸现风骨”，通俗一点说是“要争一口气”。
　　中国文化人延续至今的核心价值是“风骨”，而且还要“铮铮”地响。风骨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诉求遭到打压时的外在抗争表现。一种是刚性的，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以死抗争。一种是柔性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而去，心中却怀着壮志未酬的永远的痛。无论哪一种风骨，其结果都消解了“立心、请命、继绝学、开太平”等社会公益，只是为了实现文人的“道德的自我完成”。
　　我向刘校长表示质疑宁可牺牲社会收益而完善自己道德标准的风骨。我说，文艺复兴的米开朗基罗，为了坚持自己的艺术和政治主见，受到教皇朱利斯（Julius）的辱骂甚至殴打，可是米开朗基罗还是为教皇画了西斯廷教堂的顶画《创世纪》，为教皇设计了圣彼得教堂的大圆顶，为教皇做了《摩西》、《奴隶》等陵墓雕塑，为政敌美第奇家族的教堂雕刻了《夜》、《昼》、《昏》、《晨》……如果用中国文人的道德圣经———“风骨”———去衡量，毫无疑问米开朗基罗患上了可鄙视的“软骨病”。然而，倘若米开朗基罗真铸造出一副中国文人的铮铮风骨，那还有那些彪炳于艺术史上的最伟大的作品吗？再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一部世界史或世界艺术史谴责米开朗基罗的道德，有趣而且有意味的是，史家们一致称道米开朗基罗是倡导人本主义、反对神权的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我问：“刘校长，您离开校长岗位年仅54岁，正当盛年，假定您当年去了厦门大学当校长，或者去了北京谋划全国教改，您后续的教育改革成就，可能会比拒当上述一切职务的今天的结果差吗？最可称道的风骨，是否应该是能够智慧地适应或者忍辱负重、发挥出最大化的个性创造能量、最终能使人类获得最大收益的人格？”
　　刘道玉沉思无语。
　　对于华夏民族的群体而言，中国文人的个人形象高于人类福祉的“泛道德”软件，是一个自杀灵与肉而企求留名青史的软件。这个数千年来像公理一样不可摇撼的“精英人格软件”，却远比焚书坑儒的“硬件”对民族智能库的杀伤力要大万倍。

以下是引用laudon在2006-2-5 12:34:00的发言：

回答版主的话。

版主所说的理论上是如此，实际则不然。

要举出一批例子来，我就说反右运动，按他“老人家”说这是阳谋。实际担领导正是各级各个部门的文人，只有文人知道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摧毁文人，也知道怎样入手才能使“效果”凸现……全国共揪出右派55万人。（新华社消息）

要举出一个典型的人来，（实在不忍心）那就是郭老了，我读过早年郭沫若的《洪波曲》，对其中的“放鹤亭的荷花……”似乎还记得，一个字，“才”。更知道他是研究中国《甲骨文》第一人，还有……其文化造诣非常人可比。也是被他“老人家”称为四老中的第一人，三面红旗时，他的诗我也记得：“天上一个太阳，地上一个太阳……”典型的“歌德派”。为左倾推波助澜，其作用也非常人可比。另为文革提供理论，……但四人邦一倒，他写的《水调歌头》一词至今也还在……

文人要有风骨，我就将记者访问刘道玉的讲话录贴在下面吧，不知符不符合版规——但我以为这内容仍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出的一部分。

个案从来不能否定一般理论。如果文人都不算这个社会具有最高道德水准的群体的话，那么请问谁算呢？如果都不算，那么我们就要修改道德的定义。

在我看来，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群体，它为了道德而道德。道德也是有范围和约束的。用博弈论的话来说，一个人讲道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讲道德要损失更多。文人相对来讲最有道德，乃是因为它靠道德吃饭，没有道德文人作为一个群体就不是文人。当然，这里又涉及对文人的定义了。

版主所说有道理，容我认真反省。我想先把未完——不吐不快的话说完。

“文人相轻”作为一种制度起到一种制衡作用，不让话语权形成垄断，以形成监督、制约机制，从总体上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文人相轻”起到了制约文人方面的机制，并已形成了相应外部环境——这也是我在这个栏目中最开始的观点。但当有以为“千里做官只为吃和穿”的官员生存的需求理论，而“文人相轻”是更高一种需求理论时，我便对这种《公共管理》中的层次理论在此的应用大不以为然了。……当伤疤揭开流血的时候，我便想起“文人相轻”这个无伤大雅的陋习竟轻而易举的让当权者作为权术，娴熟应用的历史；让我想起有些文人为一已之利当谋士，或在一旁叫好——那血腥与恐怖，令人不寒而栗场景。

于知识分子，我以为“文人相轻”——适可而止

我仍在想，怎样才有一种制度，让官员们也如同文人一样，建立与营造一个“官官相轻”内在机制与外部环境。——我作为泛文人中的一员，在为文人不平的同时，对缺乏这样的一种机制而耿耿入怀。——于是，又回到了首岾。

版主说从经济分析回到道德上来是一个倒退，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做法使我们总是用成本收益这些冰冷的工具来分析一切问题，但经济学不是万能的，解释一切的做法会使我们远离人本应有的那些纯真。象孝顺之类的事情是人之常情，非要加上一个经济学的解剖，就让人觉得冷酷了很多。经济是经济，道德是道德，各有千秋呀！

呵呵，这只是我一时的见解，可能曲解了版主的意思，敬请包涵！

以下是引用guiwo在2006-2-18 23:13:00的发言：

版主说从经济分析回到道德上来是一个倒退，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做法使我们总是用成本收益这些冰冷的工具来分析一切问题，但经济学不是万能的，解释一切的做法会使我们远离人本应有的那些纯真。象孝顺之类的事情是人之常情，非要加上一个经济学的解剖，就让人觉得冷酷了很多。经济是经济，道德是道德，各有千秋呀！

呵呵，这只是我一时的见解，可能曲解了版主的意思，敬请包涵！

经济分析是否有用不能先验判断，可以有两个途径来判断：第一，它是否合理地解释了现实？第二，是否存在比它更好的分析方法？

就这两个标准来说，我认为经济分析目前是比较成功的。

呵呵，文人相轻有时也会促进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