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12-6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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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阅读1小时,总计710小时,第673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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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阅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至10%<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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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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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然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为此,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君主专制统治,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农业为例,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村经济虽然进一步商品化,但这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因此,这种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且使广大农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更重的盘剥和压榨。同样,西方列强把大量资本输入中国,在中国经营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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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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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洋务运动鼓吹“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和“求富”相标榜,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对刺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洋务派的强国方案,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即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用”,来维护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中国封建主义制度的“体”,也就注定了这一方案失败的必然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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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林伯渠(林祖涵)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所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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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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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遭到失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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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民族工业仍有发展,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外国资本的比重又迅速回升。1922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出现危机,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的企业而停产歇业,有一些被外国资本吞并或控制。一些民族资本家在经营工业失败之后,转而从商业、金融业的投机中寻找出路,结果反过来又增加了工业的危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得到充分发展。<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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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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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孔教的这些批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诚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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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冲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亚革命浪潮的高涨,则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则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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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align=\"left\"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它在其他一些团体内也进行过,在不少出版物上也有反映。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但赞同胡适或者具有类似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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