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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中国今年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出现了高考人数减少的状况，而此前也早已出现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的情况。综合解读这两大信号蕴含的信息，对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大计：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
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教育质量高低与其国力及国民素质直接相关。教育除了可以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之外，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其反贫困功能。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反贫困策略当中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策略，即提升国民教育水平，让尽可能多的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根除贫困的代际传递，以此方式逐渐减少并“消灭”穷人。
教育这一社会功能也符合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期望。从家庭利益来看，负责任的父母总是期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子女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在发达国家一直有个说法，即“高等教育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家庭投入重金让子女接受教育，其实就是为了给子女买一张进入白领职场的门票，使其获得一个相对未受教育者要好一些的就业机会。在这一点上，家庭与国家对教育的期望一致，均以反贫困为目标：国家是通过消除个人贫困达到消解社会贫困；家庭是通过教育提升子女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爬升上相对高点的社会阶梯。
在世界各国中，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重视子女教育这一特点非常突出。让曾以“耕读传家”自豪的中国家庭放弃对子女教育的投资，除了教育已经严重贬值,而中国近年来由于政府措置失当，恰恰导致教育投资昂贵与教育价值严重贬损的情况同时出现。
中国教育缘何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以在恢复高考30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呢？原因很富有“中国特色”：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这两点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丧失了反贫困功能。
一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过高，造成因子女教育致贫的家庭大量存在。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从诞生之日开始就颇遭诟病。辩解者声称这是“发达国家”经验。其实，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之比。以发达国家中居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加拿大为例，该国近10年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8％左右，美国约为 15％－20％。中国实行教育产业化之后的2000年，人均GDP约6500元，大学学费3000元，占人均GDP的46.15％，2001年人均GDP 增到7543元，学费约5000－6000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为 70％—80％。此后学费逐年上涨，视学校质量不同，大学学费约占中国人均GDP的70％－100%。也就是说，中国普通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远远重于发达国家的国民。
学费负担过重，造成中国农村出现这种情况：哪个村子的大学生越多，哪个村子村民就越贫困。这样的事例从世纪之交就开始屡屡见之于中国媒体，远的不说，以2007年陕西合阳草根商人党宪宗发布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调查了110个农村家庭，展现的现实怵目惊心：儿子交4年大学费用48000元，需要母亲卖96万个烧饼；110户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一位有30年党龄的村支书对教育高收费政策非常不理解：“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顶我30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这存心是不让农民的孩子走进大学校门嘛！”
说穿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政府放弃教育投入责任，将负担转加至受教育者家庭。但一向忍辱负重且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国人为了子女的前途，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也被迫接受了，让他们彻底绝望的是“高投入”之后的“低产出”甚至“不产出”。以青海省为例，4年大学学费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劳动收入，但能够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服务行业的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许多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二是大学与就业及社会上升通道的断裂，人们过去的高支付未能换得“未来”。
教育之所以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根本策略，主要是因为教育具有的社会改造与个体改造功能。现在且不谈“社会改造”这一宏伟目标，仅是实现“个体改造功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进入职场越来越困难，中国社会目前至少有1000万历届大学生毕业后失业者（政府承认的只及此数的一半），不少人游荡在城市边缘，成为“新流民”。
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大学生就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个人能力的竞争，而是家世背景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竞争。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考成绩、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的影响。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 人员者，其就业机会低于平均水平。
这一情况在微观上也得到验证，比如广东省丰顺汤坑新铜村历来“崇文重教”，出了不少大学生，有“状元村”之称，但从1996年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成为“国家干部”，据说参加公务员考试者能通过笔试者甚多，但都过不了面试。原因是因为“面试是考家长”，即“考”参考者的家世背景。因此这个“状元村”已经开始萌生“读书无用论”。
中国还未完成“从身份型到契约型”的社会进步
高等教育的“进口”费（学费）昂贵，以及“出口”（毕业）与就业及社会上升管道之间的断裂，造成了中国参加高考人数减少。这一现象其实比经济危机更能深刻地预示社会衰败。在中国尚存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大量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在经济上，它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无法消化大学教育为社会输送的“人力资本”（当然也标志着教育的不成功与不合理）；在社会结构上，它标志着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让底层社会成员彻底失去了向上的希望，中国自唐代实行科举制打破门阀制度、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底层社会的激励机制以来，这是首次出现上升管道大规模梗阻现象。往深里说，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预示社会衰败之外，还表明中国至今还未能从身份型社会进入到契约型社会。
限于篇幅，这里只指出一点：一个社会，只要还处于“身份型社会”，只要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血缘”关系提供的便利，这个人所处的社会就不能自夸已经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契约型社会）的行列。从鸦片战争至今已历160余年，中国经历过天翻地覆的几次改朝换代，但并没有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这个社会进步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重要？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说：“至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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