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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7日，由阿里研究院主办的“远见2046—第二届新经济智库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远见2046”为主题，聚焦未来，围绕“2046，技术将如何发展，商业会如何演化，治理需如何创新？下一个颠覆在哪里？”等话题，来自海内外的120多家智库机构、800位思想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
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发布并解析了《互联网经济治理手册》阶段性成果。课题组认为，互联网经济治理有四大核心问题：谁的资产？谁的责任？谁来试水？向谁看齐？ 对此，薛兆丰教授提出三大主张：互联网经济治理，应按照“社会总成本最低”的总原则，践行“放水养鱼、让子弹再飞一会”的推进路线图，重点发现并推广治理创新的最佳实践。他特别提到，2010年工商总局49号令，明确了自然人向网络平台提交姓名和地址等身份信息，就可开展网上经营。这是中国在互联网经济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对全球互联网经济治理的重大贡献。”
本文根据薛兆丰在新经济智库大会上发布《互联网经济治理手册》阶段成果的发言修改形成。
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薛兆丰在第二届新经济智库大会上发布《互联网经济治理手册》
以下为文字实录：
20年前，我是第一批使用互联网的人，那时候社会上对我们这种人有一个别称，叫作网虫。在他们看来，上网这是一种另类的消遣模式，但是到今天上网已经贯穿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现实的场景——新闻、社交、购物、交通、支付、借贷、娱乐和教育，不再是消遣了。
我在APP上找一家餐馆，用支付宝或者微信付钱，半小时内快递小哥把食物送到家门。我想问大家，这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你会说，这么问很幼稚，实体经济跟虚拟经济分不开。
我们买辆车带家人去郊游，去餐馆吃一顿烛光晚餐，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请问这是精神享受还是物质享受？你也会说，这么问很幼稚，物质和精神分不开。
今天很多人喜欢把实体经济和虚体经济对立起来。我看确实不对。你还喝水吗？你还用空调吗？我们还喝水，我们还用空调。虚拟经济或者数字经济其实是带动和补充了实体经济。问谁替代谁，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你要问的是，有意思的是，这家实体经济怎么样了？你们家的水卖得怎么样了？你们家的空调卖得怎么样了？
线上和线下已经分不开了，大量的线下生活，已经搬到了线上，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处理了。这个时候，互联网经济治理成了突出问题。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急迫和普遍。
去年开始，我们来自十几个政产学研不同的机构的人，忽然发现我们坐在一起一道研究互联网经济治理，比我们单独研究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平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更有收获、也更有意义了。互联网经济治理，各平台有各平台的精彩故事，但也有许多共性，我们应该记录下来，再作些提炼。这就是《互联网经济治理手册》产生的背景。
互联网经济治理概括为四个基本的问题。
第一个基本问题：产权归谁？
互联网经济产生了许多新的数据。数据就是资产。一个人逛淘宝店，逛店的轨迹数据，到底应该归谁？是消费者，还是网店，还是淘宝平台，还是政府？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整个博弈的过程也会相当漫长，但我们相信，整个治理的规则，会朝着一个平衡点去移动。
这个平衡点，就是数据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谁能把数据用好，数据就更可能是谁的。那些能尽量把这个资产所具有的潜在的价值发挥到最大的治理规则，能够使数据资产发挥最大效益的产权界定原则，就是好的规则，就是稳定的规则，就是大家都愿意遵守的规则，就是能活下去、活得好的规则。
Kindle阅读器上面，我们阅读时顺手划的下划线，这个下划线信息的知识产权归谁？是读者、作者、还是亚马逊平台？实际是归亚马逊平台。在我们购买了Kindle，第一次使用时，就接受了协议，把知识产权归亚马逊了。我认为这个界定是合理的，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由亚马逊平台使用这些信息时能产生的价值，要比每位读者把这些藏起来当作自己的隐私的价值要大得多。
同样，政府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也会问平台要数据。这当中当然有博弈，当然有抗衡，但我相信最后的结果不会一边倒，既不会让政府为所欲为，拿到所有的数据，个人也不可能绝对地保有隐私。这当中有一个平衡点，谁把数据用得越好，他就越可能、也越应该掌握数据。
第二个基本问题：责任归谁？
一个消费者在淘宝平台上面买了一件假货，他受到了损害。我们如果说责任完全归消费者的话，那么消费者的损害就达到了最大化。如果我们把责任推给平台，那么平台就要承担很大的成本，不仅是赔偿的成本，还有管理成本，要雇好多的人，要有很独创性的技术来进行打假。确实，阿里平台也一直在用这些技术，但是它也不能够承受无限责任。
有人说能不能让政府来担责？政府来做，能不能像平台那样，能雇那么多人吗？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技术吗？我们都知道，监管部门的一个处室，里面就几个人。你要他们几个人把全国的假货都管起来？
他们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非要让他们承担这样的责任，他们就把平台给关了。把平台给关了，官员算是能够交差了，但是这时候呢，又会产生另外一个更大的成本，那就是全社会丧失的互联网交易平台的所有好处。
这时候，整个社会所承担的成本，就要远远比部分的消费者买到一些假货，所要承受的成本大得多。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单独一方的责任最大化，单独一方的成本最小化，而是整个互联网治理的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我们知道制度的演化是漫长的，但它朝着一个方向去迈进：怎么样责任分摊能够使全社会总的治理成本最小化，怎样的治理体制就是合理的。在这当中，没有谁是完全免责的，也没有谁是负全责的，那将是一个平等的协同治理的生态，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
第三个基本问题：谁来试水？
我们面前有两套哲学。一套是说，凡有新生事物，我们先制定法律，先有规范，再按照规范发展；另外一种是先让新事物发展，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如果出现重大的问题，法律和管制再跟进。
显然是后一种哲学更合理，更贴近现实。法律和管制，总是对现状的确认，是法律和管制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是社会发展适应预定的法律和管制。
如果在互联网约车还没发展起来之前，就先让交通部门里那些管出租车的人来制定法规的话，那我们今天互联网约车的轴距就肯定是2.6米以上，肯定还有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计价器就肯定是出租车上的计价器，而不会是诸位的智能手机。
又例如市场准入问题。2010年，工商总局49号令，确认了自然人只要向互联网平台申报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就可以展开网上的经营。这样一下子，门槛降低了以后，电子商务就蓬勃发展起来了。这是电子商务发展历史上重要的制度创新，具有国际的示范意义。
至于电商到什么阶段要进行工商登记，应该给他们以自由选择。这跟我们谈恋爱是一样的。我们先是同学，同事，后来成为恋人，后来再去登记结婚。如果规定谈恋爱以前就必须到民政局登记，那么民政局不堪重负不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好姻缘，也都不会存在了。所以让互联网平台先试水，让子弹飞一会儿，发现重大问题，法律制度再跟进，这是我们的一个共识。
中国互联网经济之前经历了政府部门不太管的过程，今天要接受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政府部门管得过多、过宽。实际上，政府部门应当将稀缺的政府管理资源，转向管理社会、管理公共政策、管理雾霾，放手让市场、让平台去完成自律自治。
第四个基本问题：向谁靠拢？
我们现在有很多讨论，说线上线下不公平。我认为讨论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本身没有意义。线上线下情况就不一样，线上有数据资产，线上有炒信，线下有吗？
是不是公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评判一个规则到底是合理不合理，不应该根据它是否与线下看齐，而是应该根据未来发展的趋势。看新的治理模式，要看它能否顺应未来发展的趋势。
既然是新生事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老的方式去套这个新生事物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恰如其分的给这种新生事物一个身份，一个恰如其分的治理规则呢？我们要向前看，要用发展的眼光，让线上带动线下，让线下朝着线上新的标准来转变。
我们编写的这部《互联网经济治理手册》，分四大部分，第一是方法论，从上述四大角度出发，阐述了我们共同的研究框架；第二和第三部分，以纵、横两个角度，描述、记录和剖析了互联网经济治理的实践。所谓的纵向，就是以不同的平台为主线，从具体某一平台治理的实践中提取经验；所谓横向，就是讨论跨平台的共同问题，包括市场准入、消费者保护、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竞争政策、食药安全问题、数据政策和税收政策问题等。第四部分是对互联网经济治理的前景展望。
《互联网经济治理手册》，是来自政产学研十多个机构的共同研究成果，是对过去许多平台上面鲜活的治理经验的一个记录，一个总结，一个升华，是互联网经济平台治理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未来互联网经济治理研究的绕不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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