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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带来投资增加。中国从19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储蓄率和投资率都明显上升（图4）。
储蓄超过国内投资的部分形成资本净流出，体现为贸易顺差，但在各国都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贸易账户呈现顺差还是逆差取决于人口红利的相对强弱。我国生产者/消费者在1997年超过100%，2001年加入WTO和人口红利几乎完美结合起来，贸易顺差随后大幅上升（图5）。
G7（除美国）贸易顺差也有相同的规律，人口红利阶段呈现为贸易顺差上升（图6）。
美国是个例外，在人口红利阶段呈现贸易逆差，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主流观点认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大家都需要美元资产，但我们只能通过商品与美国交换。
所以美国贸易账户呈现逆差，这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来解释。从人口角度也解释得通，与中国、G7（除美国）的人口红利相比，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口红利最弱（图7）。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仅与美元是储备货币有关，也和人口结构有关。
人口红利推升房地产价格，背后主要有两大推动因素，一是社会整体的储蓄率高，投资需求强，对个人来说最好的投资就是房地产，另一个因素则是人口红利代表青壮年人口多，青壮年人口需要成家、抚养小孩，对住房的需求增加。
比较一下中美日三国人口红利和房价的关系。中国以前没有商品房，从1998年房改开始，房价变化与人口红利是一致的（图8）。
美国的人口红利自1987-1988年开始，房价也保持上涨态势，并在2007-2008年达到顶点，现在房价虽有回升，但从人口结构的逻辑看，人口红利已经出现拐点，美国的实际房价可能难回顶点（图9）。
日本实际房价顶点发生在1990-1991年，泡沫破裂后最近几年稍有回升，但与泡沫时期的峰值相差甚远，这与人口结构存在着密切关系（图10）。
在过去100多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扣除CPI的实际房价是比较稳定的。地产是对抗通胀的一种很好的投资工具，但想靠投资房地产获取超额回报，在美国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是不现实的。
只有在过去20年时间里，实际房价才大幅上升，带来超额回报。为什么这样？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人口红利（图11）。
人口年龄结构也影响股市估值。观察美国SP500指数的PE（5年移动平均）以及高储蓄人群与低储蓄人群之比，美国股票估值的大方向与人口年龄结构走向较为一致。其中高储蓄人群定义为35~54岁人口，低储蓄人群定义为25-34岁和55岁以上人口。25~34岁人口面临成家、抚养孩子问题，往往需要借钱，35岁之后储蓄能力增强，投资意愿提高包括投资股票。按照这个逻辑，目前美国股票估值较高，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美国股市估值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图12）。
此外，人口红利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在过去二十年人口红利阶段，中国、美国的基尼系数上升较快，显示收入差距加大（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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