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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资源巨潮
我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他们特别好，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
——汪海林，著名编剧
2005年9月，北京建外SOHO开盘，来自山西的煤老板豪掷5个亿，买了接近一半的楼盘；2006年，煤老板杨三俊联合亲友团，一口气买下了北京二环外的100套房源；2007年，煤老板耿建平娶亲，12辆悍马车队亮瞎全国；2012年，柳林首富邢利斌7000万豪门嫁女，陪嫁了6辆法拉利。
曾在历史上名噪一时的晋商在2000年后再度崛起，主人公从乔家大院换成了煤老板，暴富是他们身上第一个标签。
有“中国富豪杀猪榜”美誉的胡润排行榜曾经这样统计过山西的黑金财富：截止到2017年，山西家庭资产超过600万元的有49000户，拥有千万资产的16300户，拥有亿元资产的1460户，超过70%的富人都来源于煤焦产业。相比之下，2017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万元。
煤炭，成了山西大地上新的造富图腾，暴富神话就像失控的火山口，挖煤、洗煤、贩煤、设备、运输甚至路边的饭店，也都跟着腾飞起来。伴随着煤价的疯涨，曾经落后贫困的山西突然迎来了煤炭行业高歌猛进的十年，而这背后，正是2000年后中国第一个工业化黄金期。
2001年，加入WTO、城镇化提速、制造业崛起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重化工业进程，中国对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原材料需求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到了2009年，中国的钢消费已经占据世界的50%、铜消费占36%，铝占41%，锌占40%，铅占41%，大豆占24%。
货币对资源价格的上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入WTO后，国家外汇储备从2000亿突破3万亿美金。以外汇为锚的货币发行机制，导致国内出现货币供给宽松的局面，加速了资产水平价格的上涨。而作为一个典型的周期性和资源型行业，煤炭价格完美的享受到了这一拨超级红利。
行业黄金十年的起点是2002年。在这一年，国家发文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蹭蹭上涨，从2000年的每吨129元，涨到了2007年的330元，并在2011年突破了800元。煤炭行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不足2%，一直攀升至2011年的6.5%。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资产价格飙涨。
黑金狂潮下，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城市强势进入大众视野，并贡献了无数关于权谋、香艳、暴力和挥霍的故事。
笔者曾认识这样一位煤老板：90年代承包国营煤矿的坑口，一吨煤只能赚几块钱，遇到市场谷底，堆成小山一样的煤即使白送也没人愿意来拉。2002年后煤价坐上火箭，开始日进斗金，2006年拒绝了同行3.6亿的收购，2009年被矿难困扰，最后以13亿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国有煤炭公司。
煤老板的财富故事，曲终人散于2008年。这一年，山西襄汾发生尾矿库溃坝事故，277人在灾难中死亡，这场事故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山西用强力的行政手段进行煤炭整合，大量煤老板的矿被国进民退，整个山西的办矿主体从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血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的讽刺还在于：煤老板被国营煤矿整合时，通常都拿到了丰厚的补偿款或者转让款，多数人转手就去买了大量北京上海的房子，避开了2012年之后煤价的暴跌。而当年背景够硬可以不被整合那些煤老板，反倒是在煤价暴跌中负债累累，甚至没能熬到供给侧改革的那一天。
如果把视野放到全球，这波大宗商品超级牛市里的煤老板以及同样逻辑的钢老板、铜老板、铝老板等，是每一个超级经济体崛起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群体，可以与之类比的是美国19世纪诞生的石油富豪阶层。但由于中国的制度因素，他们的财富额、影响力和活跃度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可类比群体。
所以，随着中国基建周期的临近尾声，以及资源领域持续的“大鱼吃小鱼”，矿产老板们的野蛮故事，未来已经没有重现的可能。
第六次：楼市疯狂
我不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房价大幅下降的情况。
——任志强，2016年10月
2001年，《温州晚报》选了8月18号这个吉利的日子，组织了150多个温州人，挤满三节火车车厢来到上海，花了时间三天狂扫100多套房子，豪掷5000万元。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温州这个三线城市的小圈子里传播着，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踏上北上的火车，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刷新的金额终于引爆了大众舆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第二年，单是《温州晚报》一家组织的购房团，就买掉了上海价值2.5亿元的几百套房子。
现在回过头来看，专业炒房团是市场嗅觉最灵敏的食利者，他们的线索通常来自新闻联播和权威报纸，政策的变化，往往就隐藏在那些公文格式的句子里。
政策的松动始于1998年。当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这开启了中国的商品房时代，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狂飙猛进，房地产开启了“黄金十年”。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品类资产价格牛市到来了，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而改变了财富地位，也同样有无数人被疯涨的房价抛落了时代火车。
根据天风证券的统计[13]，“黄金十年”的数据惊人：从1998~2007年，房地产投资平均增速24%，拿地面积平均增速21.1%，新开工面积平均增速17%，商品房销售面积平均增速20%，而同期中国经济增速只有12%。在这期间，无论是豪掷千金的专业炒房团，还是多供一套的老百姓，都获利丰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突飞猛进的十年告一段落，一二线城市积累了大量难以消化的库存，但随后而来的“四万亿”和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绑，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房地产市场，2009~2010年之间房价再次全面上涨，直到中央连续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才将疯狂之势摁了下去。
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GDP从16万亿增长到64万亿，涨幅4倍，但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涨幅都远超这个水平。当然，房地产的最后疯狂还没有到来。
2014年下半年，央行再次降息，南方的深圳楼市率先开涨，并逐步蔓延到京沪。2015年9月30号，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4个月后更是降低到20%，去库存的号角吹响，楼市烈火烹油。到了2017年，一二线溢出的资金与棚改货币化一道，疯狂地涌入二三四线城市，全国呈现燎原之势。
如果说之前的房价是从1涨到了5，那么这次就是从5涨到了10，涨幅虽然没有之前可观，但付出的代价却更大：居民部门的住房贷款按揭余额在2014年突破10万亿，2015年达到14万亿，16年更是直接达到了19万亿。这些增加的负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压缩居民的消费空间。
应该说，无论是不是炒房，凡是在1998~2014年这期间购买了多套房的人，都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这些财富足以改变很多人的阶层。
东亚经济圈对房子的热爱有目共睹，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经历过房价疯涨、泡沫、破灭的周期轮回，大陆的群众也未能免俗，并且将房子与择偶等个人生活深度捆绑。电影《甲方乙方》里刘蓓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葛优回答：“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一个开放商曾不无幽默地总结：在旺季，你要打出“欢迎温州看房团”的横幅，神经紧张的本地人肯定来抢；在淡季，你花钱找一帮人凌晨1点在售楼处排队，还在观望的客户就会上钩；在熊市，你要敢于雇人砸售楼处，让媒体惊呼“降价巨大引发老业主不满”，尾盘便会被迅速清光。
在各种因素的环绕下，楼市具备了门槛低（大部分普通人都能参与），时间长（上涨时间长达二十年），涨幅大（多数城市房价涨幅超过10倍），带杠杆（可以方便的按揭）等众多特点。这是既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价格牛市，也是一场全民都能参与的资产游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房价的上涨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了财富增值，但要到改变阶层的程度，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压缩：一二线城市+3套以上住房+无负债或者少量负债 ≈ 从小康跨入了富裕。尽管条件严苛，但在北上广深人口接近1亿的背景下，中国达到这个标准的家庭至少是百万的量级。
如果按照代际的观点看，出生在1970-1985年之前的人充分享受了房地产大牛市的红利。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属于他们的同级别机会，可能还要等很多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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