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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网络红利
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营，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富翁，2000年代嫁码农。
——民谣，2015年
水木论坛上曾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北京南城房价远低于北城？一个网友神回复：因为南城是一个程序员到不了的地方。
改革开放后中国有四波创业浪潮：84派、92派、99派和11派。以BATJ为代表的99派和以TMD为代表的11派是典型的“互联网创业家”，这两波创业者都是依托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五次经济周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红利发展而来。这波技术创新肇始于上世纪90年的美国，千年后逐步转移到中国。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社会阶层的明显变化，就是IT精英的崛起。例如美团上市，近五万员工中，造就了4614名百万富翁。小米上市，据说工号1000以内的都能一把付得起北京的首付了，其中一位没有上海户口的老码农松了口气：2000万的财富，小孩上学毫无问题，国际学校一年也就才多交30万。
早在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一夜之间造就240多个百万富翁，那时候百度只有750人。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是当时全球第一大IPO，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上市造富运动，不仅让马云成为荣登首富宝座，还创造了上万名的百万富翁，直接大幅拉升了杭州的房价，直逼缺乏互联网公司的上海。
2015年后，赴美赴港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更是如过江之鲫，众安保险、爱奇艺、B站、映客·、搜狗、阅文、拼多多·····还有排上日程的头条、滴滴、蚂蚁金服……
中国第一波互联网创业者多为60后和70后：马云（1964年）、李彦宏（1968年）、丁磊（1971年）。第二拨互联网创业者则多以80后居多：王兴（79年）、程维（83年）、张一鸣（83年）。第一拨创业者抓住了互联网普及的红利，而第二拨创业者则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兴起的红利，
受益的不仅仅是创业者。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计算机专门作为热门专业，吸纳了大量储备人才。高歌猛进的人才培养和互联网公司的腾飞在这20年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双曲线。大量的资本涌入，IT产业化应用的黄金时代，这些都是推升程序员走上社会高收入人群的推手。
程序员阶层的高收入，已经是有目共睹。在号称中国硅谷的海淀中关村，有着全国密度最大的高科技企业，独角兽企业近百家。20多年前，这里荒草丛生，仅仅是北京海淀北街的一个破公共汽车站，房价只有两三千。如今海淀黄庄紧邻中关村三小等重点小学的房子，单价已经逼近10万。
这个价格，早已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任职互联网公司的码农，则成了房产中介最爱的人选。一个拿着热包子，喝着豆浆，穿着冲锋衣或者格子衫，背着双肩包在西二旗挤地铁的码农，很有可能月薪五万+，手里握着价值几百万元甚至更多的股权，秒杀90%以上的北漂。
中国很多行业都享受过过所谓的“风口”，如钢铁、煤炭、地产、金融、电子等领域。但跟这些领域出现的“老板吃肉，高管喝汤，员工苦逼”不同的是，互联网在风口释放的红利更加普惠，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是人才密集型行业，商业模式杠杆高，单位密度产出高，激励制度更加合理。
尽管距离中国人合法拥有财富只有短短四十年，但企业家群体已经有了old money和new money之分。应该说，崛起过程原罪较少（但不是没有）、创始人履历透明阳光、基础员工收入高企、企业社会形象健康（当然也有很烂的）的互联网行业，就是中国new money的代表。
站在当前时间点上，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接近结束，估值泡沫尚待消化，但互联网行业的新模式、新技术、新生态仍然层出不穷。因此，只要中国工程师红利没到殆尽的那一天，通过这个行业实现阶层逆袭的大门，就仍然没有关上。
08. 尾声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七次的阶层跃迁的机遇，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把这其中的方法论总结为：合法通道、制度套利、行业风口和资产红利。
合法通道：目前在中国，通过读书和考试改变命运，仍然是可以走通的模式，高考、考研和考公务员都是成熟的向上通道。这些通道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还是比较依赖个人的智力和勤奋，而且受制于社会舆论，它们的大门会变窄，但很难被完全关闭。
对于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合法通道是他们改变阶层的第一次机遇，应该坚决地抓住。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这样的觉悟，很多人在参加工作后才追悔莫及。
制度红利：过去四十年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制度改革史。这意味着在改革的进程中，总会有短暂的制度红利释放出来。双轨套利是利用了定价机制的漏洞，而乡镇企业和九二下海则是抓住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空白期，实现了企业和个人的原始积累。
中国的制度改革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制度红利的机会还会不断出现，如农村土地流转、国企改革、垄断行业准入等，当然，它们给普通人参与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行业风口：无论是财大气粗的煤老板，还是待遇优厚的程序员，都受益于自身行业的快速发展。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对于两个同样能力的年轻人，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赋予的职业回报往往相差十倍。
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依靠行业红利来穿越阶层，主动寻找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跟在一个衰落的行业里摸索折腾，前者的难度会更小，成功率也更高。
资产红利：周金涛说过：十年前你在中信建投找了一份工作不重要，十年前在朝阳门的中信建投证券旁边买了一套房子真的很重要。资产红利是人们在勤奋劳动之外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阶级跃迁通道，至少在过去十几年里，如果不去主动参与，不但无法完成阶层跃迁，甚至还有跌落阶层的风险。
在地产牛市已经临近尾声的时点，普通中国人希望通过资产红利来翻身和跃迁，可能只能寄希望于证券市场的长牛和长红，而像匹凸匹和比特币这种“机会”，普通人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综合来说，在不同阶段，各个要素对人发财致富的作用不同。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平均化，考大学填补干部空缺，办乡镇企业填补市场空缺，均能获取最大回报；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下海经商成为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而到了新世纪，选择开始大于努力，资产升值和行业风口变得比个人勤奋重要。
这些改变命运的机遇，大约5~7年会出现一次，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离其中的2~3次非常之近。如果一次都没能抓住，大概率四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抓住一次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抛下；抓住两次，便能大幅提升家庭在社会上的阶层；抓住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基本上就是国民级的励志故事了。
以许家印为例：1978年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抓住第1次机遇），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1992年辞去国企工作来到深圳下海（抓住第4次机遇），1996年创办恒大专注于房地产行业（抓住第6次机遇）。连续三次踏准节奏，让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
不过在品读励志故事的同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过去四十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大多数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其实并没有改变。
从种地的贫寒农民，到富士康的流水劳工，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陋巷的拮据市民，到艰难经营的街边店主，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车间的蓝领工人，到写字楼里的廉价白领，同样也没有改变阶层。普通人改善生活际遇不难，但要改变在社会里的相对位置，几千年来都是一项艰巨的修行。
趟过阶层的河流，需要善于向时代借力的智慧，需要勇于做关键选择的睿智，也需要敢于告别舒适的魄力，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来说，永远都不该有放弃努力的那一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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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策市”绥芬河，中国企业家，2011
[14] 镀金时代：房地产行业的未来十年，天风宏观，宋雪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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