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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金融监理
才是王道
【经济日报╱叶银华（辅仁大学金融研究所教授）
】
2010.01.26 02:56 am
上周四、周五全球各主要股市大跌，主因之一是各国强势金融监理抬头所致。
自从金融海啸之后，英国的首相、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金融监理主管机关（FSA）频频对金融业发出严厉谴责，并屡屡提出新的监管手段。这些手段与金融监理常规不同，例如对于领取奖金超过2.5万英镑的银行家，课征一次性50%的特别附加税；提议对金融交易征收托宾税（Tobin tax）与对大型银行执行生前遗嘱（Living wills），亦即银行必须制定当面临倒闭威胁下的分拆计画，破解银行法律架构的复杂性，藉以降低倒闭的系统性影响。
甚至，还提出银行应将低风险的存款业务与所谓赌博式投资银行业务分离，以及提出英国银行业的规模已超出社会的合理范畴，某些创新活动对社会无用，因此应限制银行业的规模。
美国政府最近也拿金融机构开刀，首先1月14日宣布对大型金融机构课征金融危机责任费，计费方式为负债的0.15%逐年征收，以偿付问题资产援助计画（TARP）预估成本1,170亿美元为目标。其次，1月21日美国总统欧巴马呼吁立法限制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的规模与营业范围，率先提议要求银行不得拥有、投资或资助避险基金或私募基金，或从事与客户无关的自营交易。同时，希望限制美国金融业的整并，以对大型金融机构负债市占率过度成长设限。
欧巴马上述提议，被解读成呼应参议员提案恢复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该法案于1999年被废止）。恢复该法案的精神，大体上是要将存款和放款等安全可预测的活动，与高风险的证券化、交易、对冲等活动分开。上述美国金融监理新意见，逐渐与本文第一段所述英国强势监理逐渐契合，因此可预见未来强势金融监理将抬头，各种加强监理措施会不断出现，震撼全球金融圈。
然而上述思维的正确性有相当值得商榷之处，而且已沦为钟摆效应的监理误差。倘若美国政府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过几年经检讨竞争力的变化，又禁止该法案，请问是否徒增金融机构经营转换成本与策略的不确定性？
反省上述英国、美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现今已经陷入金融监理的钟摆效应（Pendulum effect）。之前太过于强调松绑法规，却导致金融机构追求短期报酬；现今又太过于强调规范，走向另一个极端。
倘若监理机构出现钟摆效应，只会加大监理风险和景气循环。其意旨为当经济景气好，就放宽监理，业务范围也更大，承担超额风险。出了问题之后，又过度约束，导致景气更差，使得金融体系的优势流失。未来监理思维方面并非只是从法规松绑（Deregulation），抑或加强监理（Reregulation）僵固地从二者择一执行，而应采行中道的审慎监理（Prudent supervision）。
审慎监理可分为总体及个体，而总体又可分为全球性的（例：G20、金融稳定论坛）与各国（例：中央银行与金融主管机关）的配合，其着重于全球与国家整体系统风险、流动性风险的控管，个体审慎监理是金融主管机关透过机制的设立，鼓励金融机构（包括影子银行体系）在公司治理、薪酬制度与风险管理方面，建立报酬和风险的审慎均衡，重建金融体系的信心。
虽然金融机构必须为金融海啸负责，然而因政治环境压力将大部分责任丢给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采取太多强势、钟摆效应的监理，亦有过当与有失偏颇之处。防止金融海啸，回归总体、个体审慎监理才是正道；否则若今天采取强势金融监理措施，过几年检讨又改为宽松政策，可说是监理误差导致金融环境不确定性的负面代表作。
「一条松紧带一下子松、一下子紧，迟早会失去功能。」监理者应该回到监理的中心思想，否则长期钟摆效应的监理误差，可能连过去好不容易所建立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后仅强调影响金融体系的变量与风险，已经十分众多，且深具不可预测性，各国主管机关切勿再强加监理误差于金融体系中。
【2010/01/26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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