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沉痛悼念小凯先生！

历史会解释一切的！

真的吗？悲痛中

沉痛哀悼。杨先生的著作应该收藏吧。

犹忆天涯宪政谈——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７月２４日“杨小凯先生追思会”而作 时间:2004年7月22日 作者：季卫东 来源:法律思想网

７月７日当天，正在加拿大进修的一个青年法学研究者，通过电子函件向北大校友圈子转送了杨小凯教授去世的新闻。这是我最早接到的噩耗。紧接着，北京的“法律时评”、“法律思想网”等好几个法学网站也开辟了纪念专栏。一个杰出经济学家的病故居然能够在国内外的法学界也引起这样深切的关注和悲伤，当今的中国除小凯之外别无第二人。这倒不是由于他的研究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了“法与经济学”或者“契约与公共选择”。最主要的是小凯那段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构成了对中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一连串叩问和申诉，再加上他对宪政的执着追求，使任何有良知的法律人都不得不正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学界对小凯的哀悼，除了对一个熬过漫长刑期的伟大天才及其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敬意和惋惜之外，还交织着内在的愧疚和反思之意以及从同情产生出共鸣的契机。 我与小凯相识十余年，但平时的联络其实很少，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和深谈算起来也只有两次。一次在太平洋的日本西岸关门海峡附近，另一次在大西洋畔的美国亚特兰大市。在分开的期间，总是顾忌对方太忙不宜打扰，总以为朋友之间必定后会有期、不在朝夕。我在２００２年初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期间，听到一位来自美国的研究者提到小凯可能患了癌症，曾祈望那只是误传。后来在北京又听到他皈依基督教以及回复健康的消息，很为他感到庆幸。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匆匆地离开此世。关于学术以及立宪运动他有许多真知灼见，正值各方面都希望他能够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损失实在难以弥补。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９１年盛夏。地点在日本山口县宇部市，离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下关条约的遗址春帆楼不远。当时台湾当局刚公布国家统一纲领，有关方面很热衷于同大陆的对话和磋商。或多或少有点官方色彩的浩然基金会在这里举办两岸研讨会，主题是关于东亚的现代化，但其实似乎是想呼吁勿忘历史教训、寻求政治共识。应邀讲演的著名学者包括ＭＩＴ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勒斯特•萨罗（Lester Thurow）、研究中国政治的大家鲁锡安•派（Lucian Pye）、社会学家金耀基、历史学家许倬云。台湾方面除召集人沈君山教授、基金会董事长殷之浩先生外，还有政界、财界、文化界的新生代精英，既包括陆委会的石齐平以及在野党派朱高正、康宁祥等风云人物，也包括中钢、中油、中船等主要“国营”企业的总经理。据说如果大陆方面的参加者能达到一定层次的话，国民党的希望之星马英九先生也是准备参加的。但在苏联政变前夜那样风声鹤唳的时代背景下，大陆方面既放不下警惕,也放不下架子。结果，除两个中央研究机构的基层干部外，只有一些在海外的大陆学者应邀参加了。 小凯是在９１年７月２９日――研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才抵达会场的。我对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以及后来出国的曲折略有了解，但并不清楚近况。在香港企业家官锦堃宴请与会者的晚餐席上听到他自我介绍，才知道他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已经到澳洲莫纳什大学任教。从长期监禁到四海飘泊，如此跌宕的人生竟然能在短短十年期间绽放出如此绚丽的学术上的高岭奇葩，堪称神迹，对他的钦佩之情也就油然而生。回酒店后大家继续闲聊，他的谈兴非常高，从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到国共两党的恩怨，都有一整套新颖独特的看法。在谈到历史问题时，由于见解不同，他与许倬云老先生以及朱高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让我首次感受到了小凯强烈的个性、开诚布公的态度以及特立独行的自信心。为了缓和气氛，沈君山教授把话题转到桥牌和围棋上。随之有人提议去室内游泳池消暑，小凯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凑热闹。小凯体魄非常结实，水性也极好，边游边讲些过去监狱生活的故事，好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其胸襟磊落宽广于此也可见一斑。 ８月１日的正式安排是许倬云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分析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改革的进程。很荣幸研讨会组织者安排小凯与我一同在晚上挂牌讨论中国的未来。小凯报告的题目涉及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主要谈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法制建设。具体内容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对小凯提出的一个观点记忆犹新，这就是两个恶魔相争的状态比一个圣贤垄断的状态更有益于国家的健全机制。他的报告确实提出了一些富于挑战性的话题，引得听众纷纷提问和热烈讨论，当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其中在基辛格事务所工作的梅山博士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这时许倬云教授作为仁厚长者出面支持小凯,关爱呵护之情也溢于言表。 在宇部一分手转眼就过去了好几年，直到１９９８年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在美国偶尔重逢。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１６日，根据陈一谘教授的倡议，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小规模的跨学科研讨会，杨小凯、张炜、吴国光、田国强、洪朝晖、程晓农等各界朋友在亚特兰大的海岸一隅聚集，就经济、政治、社会、法制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深入讨论。小凯的发言集中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与中国的比较方面，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也许因为刚完成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并赢得了国际性声誉，我感到他的心情很放松。与八年前相比较，他的发言内容还是那么率直，但态度却文质彬彬、非常谦和，思绪和表述也更加细致周密了。虽然在有些方面我并不同意他的主张，但对他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坚定的信念深感折服。 ８月１５日清晨，大家都还在休息，我因时差睡不着独自起来散步并走进一家咖啡厅用餐。正巧小凯也刚进来，我们俩各要了一份早点边吃边聊。他告诉我不久前开始热衷于操作帆船，身体状况感觉明显改善，并建议我也不妨尝试一下。我回答道自己虽然没有养成积极参加体育项目的好习惯，但在那两年里倒是几乎每周六都去健身房和桑拿浴的，但小凯觉得还是户外活动好，可以一举多得。接着我们谈到各自在海外大学任教的体验，探讨了中国研究者与海外学界主流的关系的不同形式以及国内高等教育体制以及研究方面的问题。 最后我们的话题涉及宪政。我们的目标和基本取向都是一致的。我们都觉得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技术模仿，而应该进行适当的制度模仿；经济发展需要非经济性基础，这就是宪政体制以及相应的规范秩序；现在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有可能已经错过了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８年这两次最佳时机。但他对我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强调财产权关系逐步改组的观点以及从基层向中央、从边缘向中心、从法治向民主推进的渐进式政治改革的思路提出怀疑，认为宪政性选择需要休克疗法那样根本变革，重点在于刷新价值观，对权力结构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另外，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方面，他更倾向于自由权的保障（也许这与他被剥夺自由的惨痛体验有关），而我则特别强调两者的适度平衡，并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网络社会里，考虑到社会性权力的特性，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拥护自由至上论。通过交换看法，我们找到了不少共同认识，但有些分歧点――主要是关于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性举措及其话语策略、社会效果的不同评估，在基本目标以及途径方面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差异――依然存在。于是我们约定今后加强交流。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见面畅谈。加上各有迁徙、忙懒兼半的缘故，也一直疏于通讯。虽然各自分别发表了若干关于宪政的论文和评论，却从未在文章里进行正面的观点碰撞。由于范亚峰、高全喜、秋风等一班北京的青年才俊积极筹划，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公法系列丛书，小凯和我都给予了应有的道义上的支持。这样的同志情谊也许进一步促使我们有意无意地搁置某些技术性争议。何况我对小凯辉煌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人格境界都抱有敬畏之念，愿意更多地进行自我批评和内省。没有想到现在却永远失去了向他具体求教的可能性，只留下无穷的遗憾和懊悔。 直至生命的晚期，小凯还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最后的斗争：既要抵抗自身肺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同时也致力于驱除在中国政治中制造专制主义癌症的病魔。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他在２００３年夏天发表了关于“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的评论，其中提到了战后日本的宪法与中国的两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缺陷以及政治和解对于避免失控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似乎也包含着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某种委婉的忠告和预言。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他是想提示在中国实现宪政的两种可能的前景：要么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克服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各自的弊端，由全体中国人共同缔造第三共和；要么重蹈日本战前畸形发展、战后被迫民主化的历史覆辙。除此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中国会不会再次步入清末民初的歧途、陷入八年一摇摆、百年一轮回的沼泽？小凯保持了沉默，而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７日起，这些都成了永久的沉默。 通过这篇关于宪政的评论，我们则看到小凯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回到了当年杨曦光提出的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他是带着这个问题闯入文革乱世的。他又带着这个问题被关进监牢，透过铁窗观看了十度柳条绿、聆听了十度寒蝉鸣。他还带着这个问题飘洋过海、浪迹天涯。他也带着这个问题去摘取学术的顶级桂冠，再把智慧和光荣回馈祖国。但是现在，他却把这个问题连同对失控的忧虑静悄悄地放在那里，留给我们去掂量、去回味、去沉思…… 中国向何处去？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7月22日

杨小凯的两张面孔 2004-8-3 北望经济学园 萧敢 阅读549次

　　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制度？老实说，敢想一想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多，别说回答了。两百多年前，有个人叫亚当.斯密，他在一本意外出名的小书《国富论》的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一百多年前，又有个人叫涂尔干，为了回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而写了本《社会分工论》。他说，有机社会就是靠着分工合作维系起来的。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才又有一个人再次捡起这个经典问题，他就是杨小凯。

　　杨小凯是个极为刻苦的人。而经济学是公认的体力活，所以杰出的经济学家无不刻苦，比如另一个出色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杨小凯就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天天如此，这样一算，他的生命密度要比许多不学无术的老教授，偷懒取巧的小博士高得多了。不过，小凯的的真正思想却不是看书看来的，完全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在监狱里想出来的。如果真要追溯他的精神导师和启蒙读物的话，那就是马克思与《资本论》。

　　根据茅于轼，左小蕾等的回忆，杨小凯80年代初在武大教书时就开始讨论劳动分工了。他觉得主流经济学只讨论资源分配，而不讨论组织结构变迁，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就是这个思想，结结实实命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要害，也成就了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社会太复杂了，所以斯密看到的是财富增长的过程，韦伯看到的是理性化过程，马克思看到的则是永不停止的阶级斗争。但要用阶级斗争来讨论社会，必须先得承认有暂时稳定的阶级，然后才能斗争。阶级斗争是动态的，但分析起来必须要有静态的阶级基础。同样的，新古典经济学要讨论财富的增长，必须假定制度和组织结构暂时不变，这样财富的增加才有其正面的意义。

　　杨小凯可不这么看，他天生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把发展与财富增长联系起来呢？为什么不看劳动分工水平呢？以前理个发就理个发了，现在衍生变化出几十种不同的服务，这不是比财富的增加更能说明发展的本质吗？主流经济学只盯着市场，却不关心构成市场的组织结构，在小凯看来，这正是本末颠倒了。

　　众所周知，近代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思想之上，特别是60年代经过阿罗－德布鲁的工作，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在瓦尔拉看来，经济学的本质是许许多多个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一个拍卖人的指挥下交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虽然我们对市场结构知道得很少，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价格就足够了。

　　30年代科斯写了篇文章，把交易费用的思想介绍给了经济学家。可虽然他揭示了结构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经济学家们一直把制度经济学作为市场理论的补充。毕竟，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经济学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要是以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为核心，那么它的基础在哪里呢？

　　制度经济学家都很狡猾，他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前前后后经历了瓦尔拉，马歇尔，庇古，霍太龄，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等那么多代经济学家数十年的努力才构成的，跟他们硬拼有什么意思。所以诺斯，巴泽尔，张五常都不跟人家玩数学，制度经济学有自己的玩法，想当年亚当.斯密也不玩数学，都是李嘉图用剃刀简化斯密思想搞出来的。

　　杨小凯不认这个道理。一方面，他在监狱里就自学了高等数学。80年代初，小凯在国内教书时主要研究的就是计量经济学，也出版了好几本“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之类的专著。杨小凯不怕数学，以他的脾气，注定了他要单挑历代几十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命运。

　　小凯深入学习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后，也逐渐明白了这项工作的艰巨，人家搞了一百来年的东西，那么多智慧结晶投在里面了；现在你要白手起家，重新构造一套基于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微观理论。既然别开生面，独创一家，那么你杨小凯必须单枪匹马地同样贡献出这么多智慧结晶不可。

　　他的工作被命名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倒真是个败招。一方面他想保持与主流经济学的暧昧关系，你看，我们两派经济学都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来的，用的数学工具也都差不多，只不过你们强调资本积累，我更强调分工和专业化而已。但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又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别出心裁。虽然这套框架名字里也有“古典”这个词，但“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敌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容动摇。杨小凯在学术界受到冷遇，打压也就不足为怪了。

　　杨小凯深知作一个掌门人之不易。他的对手，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整个主流经济学界）的传播与发展倒是遵循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希克斯证明一些局部的关键定理，萨缪尔森加以完善，并撰写了通俗版教科书，最终由阿罗完成最底层的数学工作，接着就是全世界数万名经济学教师在课堂上不断地传授这套东西。可是杨小凯不行。他只有一个人（后来才慢慢形成很小的团队），他既要提供原创的思想，又要完成各个相关领域论文的推进；他既要撰写奠基性的专著，又要撰写普及型的通俗讲义；他既要在课堂上亲自阐发他的思想，又要全世界地演讲，希望能寻找到或者培育能和他一起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作出贡献的人。

　　他竟然都做到了，这就是杨小凯！

　　而这背后，就是他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和他五十五岁的生命。

　　杨小凯自己也明白自己理论框架的缺陷，毕竟他不是超人。有很多人根本不愿认真对待他的工作，包括很多著名期刊的审稿人；也有很多中国学生不看他的书就盲目崇拜他，冠以各种莫名其妙的头衔。但小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批评，所以他把跟斯坦福经济学教授Milgrom的通信挂到了自己网站上。

　　Milgrom是博弈论“四人帮”之一，对拍卖理论，产业组织以及超模态博弈等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认真读过杨小凯的工作的，所以他列举出三个观念上的批评。

　　第一，经验研究支持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更重要。第二，契约理论，委托－代理模型虽然并非建立在交易费用基础之上，目的却是为了弄清楚交易费用的根本性质。第三，市场的发展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这几个问题，小凯倒不难化解，毕竟他在经济史上下了不少功夫，对组织形式变迁与资本变迁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牢牢抓住交易费用－特别是学习费用的概念，指出大量经验研究结构上的缺陷。

　　尽管杨小凯可以自信地回复来自经验研究的批评，但Milgrom从逻辑上的紧逼可能让他更头疼。Milgrom说，“一般性的竞争均衡定理都有凸性要求，在你的非凸性模型中，竞争性均衡可能不存在...一个不具内恰性的模型看上去也可以解释某些事实，但毕竟该定理的逻辑是建立在缺乏内恰性的前提之上的，从这些前提出发人们可以得出任何结论。”

　　看得出来，这几句话对杨小凯的打击很大。杨小凯是不服气的，他从来都是这么不服气。90年代末开始，他与孙广振，文枚，周林等一起证明了很多超边际分析中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他们已经将这项工作大大推进了，虽然还不够完美，漏洞还很多，但他们毕竟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的对手可是站在一百多年历史无数杰出头脑之上的。

　　一方面，超边际分析有着独特的魅力，它可以处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它的逻辑可以直接解释用来解释网络效应和知识经济学。但另一方面，小凯的思路是反新古典经济学之道而行之。传统的做法是保证模型的凸性，即保证竞争性均衡存在，然后求最优效率。超边际的大胆之处就在于放弃了凸性约束，但这也就埋下了竞争性均衡可能不存在的隐患，小凯坚信可以完全证明这个批评不成立。杨小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决心至死不动摇，正因为他有着过人的毅力和强烈的自信，他认为，他可以用数学做得和无数先辈大师一样出色，这也正是张五常为之扼腕痛惜之处吧。

　　陈明说，大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还有一种，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看看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了学问。

　　小凯在学问和生命中，都有一个关键的良师益友，那就是哈佛大学的萨克斯。萨克斯的旨趣与小凯颇为类似，一方面是学问中人，年纪轻轻就获得哈佛教授，有神童之誉；另一方面，积极入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高级顾问。他在玻利维亚主持改革，一夜成名，不过俄罗斯却成了他的滑铁卢，虽然他不肯承认。

　　萨克斯对超边际理论在美国的推广功不可没，而杨小凯则在萨克斯的影响下重燃政治关怀，露出枭雄本色。前些年，杨小凯与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讨论经济发展与宪政改革关系的宏文在网上甫一露面，就引起轩然大波。从此，他就被算作中国重要的宪政研究学者之一。后来，杨小凯的经济史笔记，文革回忆录也陆续在网上出现，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很多同人会奇怪，杨小凯不再努力经营超边际分析，去摆弄这些宪政，历史做什么，甚至花了大半年时间专门读宪政理论方面的经典。其实，小凯早已不会在意这些宪政，经济史能够为他带来的学术地位，他关心的是这些文章本身的作用，对中国的作用。

　　小凯一生，只关心大问题，大学问。他能进入经济学，也正因为胸中包含着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他不愿意象多数经济学家那样摆弄一些饾饤琐屑的学问，他执着于数学技巧，就是要竖起新兴古典的大旗，用它来重新阐释经济学思想－特别是劳动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思想。到了晚年，杨小凯虽然仍然笔耕不辍，但他显然已经不是很在乎这些学问了，他笃信基督，心系宪政，越来越返朴归真了。

　　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给杨小凯带来鼎鼎大名和十年的牢狱之灾，二十多年过去了，杨小凯魂归天国，那么，中国又向何处去呢？

good, 3ks!

谢谢这位对祖国经济事业有贡献的伟人，起码我是会记住您的！！

也希望各方人士如此！

另外，节哀！

悼念杨小凯

薛兆丰

杨小凯教授逝世，一颗百折不挠的心停止了跳动。在此谨向杨小凯教授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大约十五年前，我在张五常教授的《杨小凯的访问》里首次得知杨小凯。那是一篇长文，由杨小凯问，张五常答。一问一答全是冷静的经济分析，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两人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感情。

非常遗憾的是，我至今还不了解小凯蒙受十年冤狱的始末、不了解小凯备受赞誉的学术成就、不了解小凯晚年皈依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我仅仅是在今年2月12日偶然读到小凯文章中一句我不同意的话，便写了一篇批评。

3月12日，网上传出小凯病情恶化、急需筹集资金的消息。次日，我受五常教授委托，在等不到祉宁先生答复的情况下转为直接与小凯联系，商谈协助提供资金事宜。小凯很快答复，表示资金问题已经解决，将来如有需要会再作联系。他还顺带主动提及他的那篇文章，为他认为说得过重的话向我道歉。

3月15日，小凯再次给我写信，让我转告张五常教授，在他出版的 Economics 和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两书中，他广泛引用并高度评价了五常教授的贡献。意想不到的是，小凯还向我提议，让我改写他的这两本书，通过简化其中的数学模型而成为一本新书。我如实回答他：除非经过多年学习，我没有资格改写他的著作。

短短几次通信，我深深感受到小凯勤奋、克制、反省和大度的高贵品格。

愿小凯安息！

一代学者风范，将传为佳话

杨小凯：宪政科学的探索者

秋风

杨小凯被普遍视为一位经济学家，也许是华人世界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晚年的小凯——这个“晚年”，放在如今大陆随便一个人身上，其实正当盛年——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宪政研究和写作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我曾和朋友编辑一套与宪政有关的丛书，向小凯提出编辑他的宪政文集。我们从未谋面，仅有电子邮件来往，但他慨然应允，并发来全部有关宪政的文章，约有近30万字。我也大体编辑停当。可惜，小凯很快就上了另册，尽管我已做了“技术处理”，但文集迄今还在编辑那里冷藏。小凯也曾追问过几次，我无言以对。想必小凯是带着这个小小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对此，我的内心至为不安。

根据我肤浅的了解，小凯在知识上主要的资源来自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而这两位，其实都可以视为宪政科学家。斯密的《国富论》所探究的，不是今日大学经济系教授们研究的主题。劳动价值论是个时代性的谬误，分工劳动很伟大，但却只是他后面的宪政科学探讨的一个预备而已，通观全书，斯密致力于探讨的，乃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界限问题。这样的问题，当然完全是宪政层面上的问题。同样，哈耶克自中年告别技术经济学之后，即致力于建立一套有关自由的科学，晚年更着力于普通法自由主义（或普通法宪政主义）理论的构建。

联系到90年代以来的中国，则一个具有洞察力、以追求中国之富强为志业的经济学家，必然会向宪政科学领域靠拢，因为，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企业家精神，问题仅仅在于，如何约束政府的权力，使之不至于妨害此一动力的正常运转。唯有自由宪政，才可奠定经济长期稳定且公平增长的制度框架。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是区分一个经济学家之伟大和琐屑的主要标准，而在所有华人经济学家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且确实尝试知识转向者，当然非小凯莫属。——仅此一点即已表明，小凯具有大家、甚至大师气象，其视野、抱负和思想洞见，绝非一般官方的经济发展顾问或学院经济学教授所可比拟。

后发劣势与自由宪政

延续着经济学的思考，小凯在宪政科学上所提出和阐发的最著名概念是“后发劣势”，由此概念，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现代化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经济增长，转向宪政制度的发育。

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虽然这种模式短期内相当成功，但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后发劣势。这是小凯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长文的主要结论。他对中国长期奉行的这种发展模式发出警告：“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

“宪政秩序和法治”这些词汇本身，也表明了一种难得的理论自觉。小凯在北大教书时曾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曾长期停留于常识的介绍，以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那种激情，但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确保人逢喜事精神爽获得和享有自由。

小凯则通过自己的思考，超越了这一局限，而走上了宪政主义之路。小凯曾在多个场合辨析民主与共和的不同之处。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力不受侵犯。相反，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宪政与宗教思考的误区

下面是我的朋友莫之许先生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我想，用来评价小凯在宪政科学领域的成就，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2000年曾在一起谈过一个下午，感觉到他对中国前途尤其是政治发展的关心,但客观地说，从当时来看，一则掌握材料不多，一则长期居外，感觉有些疏离，三则最重要的，就是他对政治学的修养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深。因此，那天谈下来，感觉小凯在中国问题上的造诣没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比如私有制，比如宪政……大多还是由概念推应然，并无深切之把握。不过。有一点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是此前他在哈佛的一年，据他说，是全部拿来读宪政民主方面的书了，可见，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相信他也准备好把余生献给故国了，而以他的阅历、学识，他也必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可惜造化弄人，天不假年，他所留下的遗憾，实在是太大了。”对此我可以补充一句：据小凯的一位研究生告诉我，就在去世前，小凯仍然在阅读研究宪政课题。

不过，基于知识上的坦诚，我不能不说，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其实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宪政理论框架。而在已经他提出的若干结论中，也不乏某些偏颇之处，其中最著名的，即他关于基督教与宪政间关系的讨论。

自由宪政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宪政科学中一个新兴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非西方国家。不少人认为，基督教与西方宪政之崛起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因而，类似于中国这样的非基督教国家，如欲建立自由宪政制度，当以转向西方宗教为前提。

小凯本人经过痛苦的心路历程，皈依基督教，从他个人的回忆看，这一皈依信仰的心灵过程，与他对宪政科学的知识性探索过程间，似乎是同步的：他热爱自由宪政，而他发现西方的自由宪政与基督教间似乎存在某种关联，如他所说，“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基督教信仰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因而，他的心灵也转向了基督教。而在此之后，他又试图找到更多的理据，从知识上论证为什么基督教有益于自由宪政、有益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功。

不幸的是，这样的思考步入了一个非西方热爱宪政者非常容易走入的误区。原因可能在于，某种急迫心态使得学者过分执着于西方具体经验的观察，而缺乏抽象的宪政科学思辩。自由宪政与基督教之间，并不存在排他性的因果关系。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共和国，也是一个宪政国家，甚至周的制度，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宪政。事实上，宪政制度作为一种自由制度，当可与人类文明经过演化所形成的任何一种古典宗教兼容。

其实，如果杨小凯顺着斯密和哈耶克的思想理路，并对其进行一般性的思考，则完全有可能通向某种普适的宪政科学理论思考，比如哈耶克基于英美经验而提出的“普通法法治国”理论，或者更为晚近学者所提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而当下中国所需要者，正是这样一种抽象的宪政科学理论，而不仅仅对具体的西方宪政史的反思，毕竟，中国人所可追求者只能是宪政制度，而不可能是西方某种具体的宪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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