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选校长时，刘道玉的职称仅仅是武汉大学的讲师，月薪56元。
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任命。之前，组织部门没有征询过刘道玉的意见，在见报之前，也无人向他吹风。他的任命流程是：新闻披露，组织谈话，大会宣布。
也许命运早有征兆。
6年后的罢黜如同当年的任命一样，来得突然。
1988年2月10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武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刘道玉到武汉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他的党委书记、校长职务。是日晚间，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关于免除刘道玉职务的传真文件。
消息传出，武汉大学全校哗然，业内也是一片震惊。校内外为之请愿的信函纷纷寄至北京，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32岁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超前的教育改革观念不容于当时的保守势力，刘道玉的任职和离职都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与刘道玉的交谈也就离不开他的特殊经历。
“超前”的大学校长
在武汉大学任校长的6年中，刘道玉首创并推行一系列高教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学术假制，使得这所百年名校再次声誉鹊起，被誉为“全国高教领域的深圳”。
在刘道玉的心中，一个大学的校长，应当是一位职业教育家，他具备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但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专心致志地履行校长的职责；他应当懂得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能够成为学校传统和未来的化身；他应当具有冒险和创造精神，营造民主自由的学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的研究，敢于保护有争议的创造性人才……
刘道玉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必须改革，即由治学的教授组成的遴选委员会来选拔，甚至应当吸收学生代表参加，遴选的范围不仅限于校内和本校毕业的校友，可以从校外和国外一切符合条件的人中遴选。
然而时下的中国教育界，“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社会缺少让有胆有识的教育家来做大学校长的机制，也就是说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而是没有自荐、推荐和遴选这样校长的体制。除了民办大学，公办大学校长都是由组织考察、选拔和任命的。这种往往由不懂教育工作的外行来考察、选拔和任命校长的做法，都是从官本位出发的，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被罢黜的大半年之后，刘道玉收到即将退休的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的盛情邀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国家教委也同时推荐他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任职。然而这一切都被刘道玉婉拒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17年后，刘道玉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道出个中原委：“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
从推倒到质疑
1977年在邓小平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先生勇敢地成为恢复统一高考的首倡者，而查全性的幕后策划人就是刘道玉。
当时座谈会已经进行了三天，查全性却一直没有发言。他向时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征询发言内容，刘道玉说自己作为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他建议查全性的发言可以集中讲述推倒“十六字”方针的重要性。
所谓“十六字”招生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其核心是“领导批准”，其他的都徒有虚名。查全性在发言中指出，人们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社会上流传着“解放前上大学*钱，17年上大学*分，现在上大学*权”，“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
查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有人表示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恢复高考来不及了。邓小平却坚定地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后来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了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1977级新生也因此推迟到第二年春季入学。
这段记述作为历史记载是刘道玉自传中的一个重点。但提起这个事件，刘道玉的视点更多放在质疑“三十而立”的“高考制度”本身。作为当初“恢复高考制度”的倡导者，刘道玉说，恢复统一高考虽然曾经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它本身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示出来了。招生制度改革应该从源头上改，核心是教育部要放权，其方向是从统一到分散，从一次到多次，从单一笔试到笔试与口试相结合，从完全以分数录取到按照综合素质的标准录取学生。唯有如此，才能招收到高素质的学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话题转到高校扩招，刘道玉说，仅仅用不到1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半个世纪走完的道路，这不是浮夸和冒进又是什么呢？“在扩招问题上，主管部门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超过了大学承受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急于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犯了冒进错误；二是不应该让重点大学承担扩招任务，它们应当是培养少量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肩负着提高的任务。而扩招任务主要应由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承担，它们是以普及为主。在这个问题上又犯了瞎指挥的错误。”
现在不少大学失去理念，失去严谨的学风，失去正确的方向，中国高等教育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成功的实验与失败的结局
对中国教育略有所知的人一般都知道80年代初期在中国教育界非常时尚的创造教育潮流。刘道玉是这股潮流忠实的推动者。事到今天，刘道玉认为自己是创造教育道路上一个踽踽独行者，即使他的改革方案有实践的价值，但是教育主管部门不出面发命令，是没有人理会的。
刘道玉认为，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传统的教育观念的影响太深了，以至于渗透到了许多人的思想深处。所以，要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必须从转变人们的教育观念入手，力度小了不行，人数少了也不行，非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是不可能见成效的。
刘道玉也曾经这样行动过。
1992年，他提出一个大学改革方案，并将方案寄给了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和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刘道玉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改革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后来《光明日报》做出了积极反应，写出有关情况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
就在有关情况刊出的当天，在北京开会的一位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到光明日报办事，在总编室看到了这份1500多字的材料，连连拍案叫好。激情之下，他在总编室当即给刘道玉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邀请刘到海南省办学，并提供办学的土地、经费等。可是经过一个夜晚，情况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第二天上午刚一上班，总编室就接到那位政协副主席的电话，他问：“请你转寄给刘校长的信寄出去了没有？如果还没有寄的话，请就不要再寄了，并就地把它处理掉。”
事后得知此事的刘道玉只能再一次慨叹改革无门！
此后，在学生的资助下，他创建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由于政策限制，基金会所为有限(2004年基金会正式更名为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心有不甘的刘道玉转而躬身投入民办基础教育事业——参与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然而，他的创造教育之梦再次折戟沉沙。
办学近6年，创造教育特色鲜明，师资力量一流，教学质量上乘，口碑甚好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居然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董事长利用办学骗取钱财的“空手道”导致学校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不得不以破产的方式宣告倒闭。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这块承载着太多人梦想和希望的牌子，如今已被永远定格在“中国教育诉讼第一案”的被告席上。
驱之不散的沮丧、痛苦和悲怆深深地刺痛着刘道玉脆弱的身躯，他为之奋斗了5年的一套办学理念和改革措施，不得不随着“试验田”的辍耕而停止，创造教育实验研究课题不得不半途而废，极有推广价值的创造教育模式不得不因为“新世纪”的垮台而再遭冷遇。提起这一次试验，刘道玉依然有着深深的伤痛。
是杜鹃就要啼叫
90年代初期，对中国教育改革依然心存希望的刘道玉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六大弊端：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拨款机制。其中最主要的大一统教育体制，指国家垄断一切教育资源，按照计划经济思维来领导和管理教育。
令刘道玉感到遗憾的是，六大弊端至今仍然没有改变，“近几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工程计划，如211工程、985工程、973工程、素质教育工程、培养创新人才工程、阳光招生工程……这是以计划经济思维来指导教育工作的最充分的体现，以至于教育部门是全国最保守的一条战线。
“过去，以计划经济思维指导经济，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现在仍然以计划经济思想来指导我国教育也是不会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教育部要坚决放权，转变领导职能，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立法、指导和监控。”
他一次次发出这样的呼吁：“国家应尽快对各类大学进行功能定位，坚决遏止大学错位现象，遏制不正的学风！”然72岁的刘道玉似乎也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宋朝诗人王令有两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刘道玉个人以及刘道玉基金会，力量是非常非常小的，这点我有自知之明，但是，我们就是要像杜鹃鸟一样，日夜不停地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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