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实现税收财政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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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能否实现税收财政宪政?

2010年匆匆来到了，在这送旧迎新的时刻，我们展望世界一派幸福祥和的新景象，不无痛心地回首我们可爱的祖国却身负沉重的新三座大山。社会进步徘徊不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得人民苦不堪言，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成了全国人民的心病。推动社会进步、缩小三大差别，搬掉新三座大山是全国上下迫切的要求，如何实现人民的心愿彻底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的难题，是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应认真思考的课题。
我们民主社会主义者，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赤子之心，殚心竭虑运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为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的难题提出实行税收财政宪政的对策，即我们主张税务局归属人大常委会，由人大约定劳资双方和工会政府代表联合制定税收比例标准，并由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减少企业税收额度放水养鱼。政府财政费用需向全国公布并向人大常委会提交详细的预算方案，由人大常委会严格控制审核批准，并由政协司法新闻进行使用支出监督，以期实现国家税收财政的良性运作。
一、不堪承受重税费负荷,企业发展难以为继
国家财政生之于民当用之民，取之多少用之多少用之何处？关系着社会进步生民幸福，企业发展和国运昌盛。天下尧舜,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宁积于人,不藏府库。发达国家和地区，国退民进，企业税交甚少，让企业留有足够的资金供企业养蓄科研力量，开发研究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不损害企业的合理的利润，激发首创精神鼓励竞争，使经济良性发展。
然而60年来，我们执行苏式模式，把企业的利润几乎全部取走留下很少给企业发工资，再加上种种收费和索贿，又至利润留成中所剩不足三四成，企业苦不堪言。2009年，仅1-9月份，国家税收就达4.5万亿，比2008年同期增收964.44亿元人民币。课税繁猥，不知纪极，猛火屡烧，漏卮难满。税费混杂
造成企业负担沉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恶性循环，企业倒闭，税费负担过滥、过重成了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和体制因素，政府成了最大的剥夺者，官僚特权阶级是中国最大的剥削阶级。
1、工矿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缺少资金，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事故频发。在苏式模式下，企业再生产经费需要从国家再通过技术改造、科研费用等途径反下达给企业。政府给企业不能杨柳枝水处处洒，于是虽然所有企业都上交了税收，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拿到国家的技改费用，造成拿不到国家经费的企业经费更加短缺发展困难。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户数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据对上海市20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真正能获得长期贷款的只有3.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由于没有资金更新设备或进行技术改造，全国超过半数中小企业50%以上的设备属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水平，其中，20%以上的企业停留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水平。
所以中国企业不仅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差缺少市场竞争力，而且事故频发工难不断。时人只道老板心黑，却不知道黑心者非老板也。
2、企业技术研发步履艰难，产品老化资金投入劳动密集型经济附加值低。我们知道国外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力量，据国外标准我们的企业不能称为企业，只能称为加工车间，没有自己配套技术开发力量和其他引领机构。我国中小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水平不到0.4%，而国际企业界普遍认为，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5%以上，企业才有竞争力；占2%仅够维持；不足1%的企业则难以生存。
我国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加上生产效率差能耗高，所得利润率也就低，国外投入产出比一般为投1产出4-5，我国产出只有1左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平均水平是20％，现在下降到了3％。中国软件行业平均利润率低得惊人，与海外巨头20%~30%的平均利润率相比，我国软件企业的利润率只有2%，很多甚至接近于零。有人按信息产业的利润率将信息产业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利润率25％～35％，主要指美国控制的芯片和主要软件；第二层次利润率约为15～25％，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配套芯片和专用设备属于这个层次；第三层次的利润率仅为8～12％，如组装整机业务，我国的计算机企业大都属于这一层次。2005年中国高端服务器市场90%的市场份额为外国品牌所把持。如果本土企业不能快速提升关键应用领域高端应用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将继续加大与国外品牌的差距，难以实现rr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国各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新增一美元的能耗比日本高7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近3倍，我国许多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及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2003年我国实现的GDP占有世界GDP的4%，但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费量分别约为世界的消费量的7.4%、31%、30%、27%、25%、40%。
日本国土面积为中国的1/25，人口约为中国的1/10。2002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8万亿美元（次于美国的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3万多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同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人均900美元，居世界较靠后的位置。就是说，每年一个日本人生产的价值，相当于33个中国人。日本四分之一人口的产值，比中国全国还要多。
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也低，造成恶性循环，反过来也影响国家税入、企业留成和劳资工资收入。
3、人民收入低，社会矛盾尖锐影响社会安定。
正因为国家提成太高，加上企业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利润率低，不仅使企业再发展困难，而且劳资收入必然微薄。因此，不仅是企业是纳税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纳税人，高税收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收入，所以争取税收宪政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都当联合起来积极参与支持企业减少税收的正当要求。瑞士银行采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标评比购买力，即在各个城市，人均工作多少分钟能买一个麦当劳快餐店的“巨无霸”汉堡包。
“汉堡包榜单”如下，东京 10分钟，洛杉矶 11分钟，悉尼 14分钟
，伦敦 16分钟，香港 17分钟，台北 20分钟，上海 38分钟，北京 44分钟
。北京和上海多于全球平均的35分钟。联合国规定的贫困标准是日消费在两美元以下为贫困，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为极端贫困。如果按日均消费两美元做为贫困人口的标准，2007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不少于八亿，直奔十亿人大关。对于德国来说，贫困线是个人月收入764欧元；没有孩子的夫妇月收入1376欧元。美国2003年的贫困标准是家庭年收入在3.6万美元以下，按个人算是年收入在1.8万美元以下视为贫困。200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提高到652元/年（月收入为54.3元/月），增长了两倍。但农民消费的主要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了远不止两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实际不升反降了。
由于贫困弱势群体的增加，社会矛盾激化群发事件增多，不安定因素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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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科技型中小企业 国民生产总值 民主社会主义 国际先进水平 财政 税收 宪政

二、财政支出无良无度，社会事业和人民福利捉襟见肘
1、社会福利事业捉襟见肘，新三座大山成了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
六十多年来，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投入一直是严重不足，捉襟见肘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尤为日甚一日。20世纪70年代国际图联颁布了《公共图书馆标准》，规定每5万人应有一所公共图书馆；而我国至今人均约46万人才有一所公共图书馆。1999年全国只有159个县无图书馆，2000年底全国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69所，但仍有144个县无图书馆。国际图联1998年拟定人均藏书标准为2册。我国2000年公共图书馆藏书40950万册，人均藏书仅为0.31册。
科研投入比也逐年降低，1991年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包括银行贷款）为142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为0.7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4%的比（不包含银行贷款），相形见绌只能望之项背。科研院所资金严重不足，甚至连工资也不能准时发，不少市属所是一无资金二无场所三无设备的三无所，科研人员嗷嗷待哺，相当一部分精力忙于科研以外的经商创收活动。科技文化杂志报纸发不出稿费，以至于闹出要作者上交版面费的特色笑话。一方面工厂企业职工素质差，工农业缺少四新成果，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匮乏。一方面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又因资金短缺处于瘫痪状态。上海市企业近80%产品质量性能只相当于国际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工厂企业有三分之二亏损,国家入不敷出,1992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237.49亿元.仅仅是上海公交系统亏损将达到7亿元,差不多是同年我国科学家受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经费(2.26亿元)的3倍多。
上学难上学贵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英国人口约7000万，拥有200多所大学。而荷兰人口仅有1600万，却拥有70余所大学，国民受教育的机会相当多。芬兰、丹麦在发展教育方面实行“举国体制”，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全部实行免费教育。而我国1993年有二十几个省市区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总金额逾13亿元，竟有为数可观的县乡教育经费（公共经费）为零,教育工作难以为继。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大约以5%的速度增长，而孩子们的学费则是以8%的速度在增长，远高于通货膨胀的增速。曾有专家算过一笔账：在我国的大城市，一个孩子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毕业，在不计算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仅各种学费就需要至少30万(不含生活费、择校费、课外补习费)，如果孩子大学本科毕业后，家长还准备培养他/她继续深造，那么这笔费用将上涨为至少50万。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被调查家庭平均每年的教育消费占据了全家总收入的30%。
看不起病是中国老百姓最为担忧的心病。1948年7月5日，那一天，英国实施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医疗改革，推行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全国人民看病不再掏钱了。法国法律规定每个公民甚至包括非法移民都有权看病，没收入的人也可以享受百分之百免费医疗。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住院费医疗费和医院的餐饮也是免费的，特殊病房，吃的就大不一样了，每餐前都可以自己在很多选择里点餐，而且很多食物是厨房给一个人专门做的，水果、酸奶等都敞开供应。在民社国家住院，好吃好住，有电视，还包三餐。即使是普通诊所，医生给病人检查都很细致，服务态度很好。在讯问病情之后，医生给病人开药，有些药他们诊所有的会主动送给病人。但是大多数药都是要到药店去买具体的医药费会由保险公司跟药店解决。医生收只处方费5~10欧元。
在2005年中国的卫生总支出只占GDP的4.7％，政府卫生支出只占政府开支总额的1．0％，而同年美国的这个比例是21.8％，法国16.6％，印度3.5％。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政府投入仅占公立医院收入的7%-8%，其余收入全靠病人支付的医疗费，结果，医院往往乱收费，向有钱的病人提供了不必要的服务，而没钱的病人则无缘享受所需的医疗服务。进医院看个伤风感冒也需要上百元，小病动辄数千，大病则几万，一般工人职员的一生的积蓄也就所剩无几。现在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到了老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
中国老百姓的收入都陷进房产中。2009年8月21日，房地产中介机构中大恒基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目前北京市的房价收入比已达27：1，超出国际平均水平5倍，不吃不喝27年买套期房，居民有购买力的需求比例不断下降。（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房价与居民收入比在3到6之间合适，不宜超过7。在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超过6就可视为泡沫区）。在价格明显偏离需求水平的大背景之下，随着目前消费者和投资者对经济形势谨慎程度不断增强，势必导致房地产成交量的大幅萎缩。截至2008年12月25日，全国16个城市累计房屋成交量平均比上年同期下降32%。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专访时说，我国城市房价太高，从深层次看，与高度垄断的招拍挂体制、地方政府卖地财政、不征收房产税而使房屋投资和投机加剧等有关。土地和房屋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2、财政开支无良无度，资金花到不该花的地方。
公益福利事业向政府要钱，各级政府的回答都是财政困难没有钱，那么高税收高收费得来的钱又开支到何处去了？由于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宪政限制，财政支出无良无度化愈演愈烈，资金流向到政绩、浪费和贪污中去了。
1）、建设性浪费。一方面文化教育科研资金困难，另一方面浪费却又惊人。河道开了再填，马路修好重挖，楼房彻好即折，成片新房推倒重来，几百亩快熟的庄稼夷为平地，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迹毁之眼都不眨，重金买进的中外文书籍资料尚未拆封即斗秤卖出。2009年12月30日，广西柳州市爆破拆除位于柳江路的22层高层公寓失败，被劈成两半的大楼一半倒塌，一半斜立原地。说明坚强的楼还有使用价值未到不能使用的时候。如此折腾，不穷才怪。
2）、首长工程到处上，花几千万元投资的工厂建成后不能投产。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是中国的特色决策。决策方案劣胜优汰，先进的项目不上，急功近利淘汰的项目偏要上。古典建筑群中树起现代高楼，城市生活区里树起黑烟囱，一张白纸上涂尽了黑墨团。一会儿只讲政治标准，一会儿只看经济效益，政府财政该担负的文化教育科技事业不给钱，不该花的政绩面子工程偏要倾注资金锦上添花。
3）、相互攀比追求高消费，挥霍奢侈骄奢淫逸。吃烟抽中华，饮酒喝茅台。驾车坐宝马，住房居别墅。游于逸，淫于乐，日日以长。建个门楼数十万，够买几十台计算机，一个办公室装修二、三万，够一个企业购买数百多册图书，名堂繁多的城市节粉刷装修放礼花花费数千万。讲面子、讲排场、摆阔气，斗富铺张浪费发了疯，是否应了“上帝要人灭亡，首先让他疯狂”的谶语。
4）、流入外商口袋。技术引进项目仍然是重设备轻技术，引进机器设备比引进设计、工艺、专利等软技术费用高数十倍，仅改革开放前十余年来共引进机械设备超过1千亿美元，引进费用比消化吸收费的比为1：0.077，甚至花费外汇进口经国外组装的国产机器。
至于引进高等消费品高档小轿车、彩电、录放机和化妆品更是败家误国，以资敌国了。
5）、庞大的行政开支。1991年全国行政编制干部3400万人，电话费、汽油费、文山会海费、招待费等办公行政事业费累计达1400亿元。行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40%以上。1990年全国赤字70亿，其中行政事业费占36亿，是1991年江苏省11个省辖市图书馆购书费的2370倍，是1988年江苏省教育经费（15 .3亿元）的2.35倍，行政开支赤字相当于3600多个江苏省的高校专项经费（100万元）。1990年我国大学入学率仅为2%，居世界第102位。如果，我国行政事业费节省400亿元，够2万多个研究所每所增加经费200万。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两万亿元，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50%。2004年，全国公车支出4085亿元，还有公费出国3000亿元。据新快报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就拥有172辆公车，工商局的台式电脑预算每台竟达2.5万元。现在基层的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丰田霸道，车费可以随意报销。公车私用已全面失控。还有：内蒙一个贫困县小小检察长可驾价值百万的公车；云南一个贫困州的办公大楼可以媲美美国白宫，这一类中国“公仆”的丑闻，真是不胜枚举。另外，各级形式的参观交流会、公共旅游、出国考察多如牛毛，其开支之大也令人瞠目结舌。
6）、2004年公款吃喝3000亿，而2006年，全国公款吃喝高达6000亿元。可爱的公仆们吞噬掉9375所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经费（1992年800万美元），是1991年全国科研机构、高校和大中型企业科研经费（409亿元）的15倍。一个小型企业的吃喝费用一年也有15万元左右，吃掉了83个中小学教师职工的年工资（1988年江苏省中小学教职员工的年工资为1811元），可为300多名乡村教师每年增发500元工资。
7）、贪污受贿。1992年国内检察机关立案侦察万元以上大案三万多件。一些有权部门的人员索贿之风日益严重，素以“铁帐、铁缺席、铁算盘”著称的金融机构，经济案件也逐年上升。涉及百万元、千万元的案件已不鲜见。有些国营工厂穷得发悚，厂长仍然富得流油，存款高达30万-50万。到底国家资金和财富有多少在官僚特权阶级手中，为他们使用享受或消费，在他们手中糟蹋浪费多少财富则不得而知。在苏式体制下，人民积极性受到压制，生产力得不到解放，经济建设无法提供社会良性运行正常的资金。

三、税收财政宪政是解决中国众多难题的重要途径。
文化、科研、教育、医疗、社保、住房问题真的很难解决吗？非也。下岗工人问题、养老不公问题真的很难解决吗？非也。其实解决这些问题每年仅仅需要6,000亿左右早就够了。而我国每年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公费别墅、公费嫖娼等等的总和早就超过10,000亿元了（2008年）。实现民主开明宪政政治，每年节省上万亿资金流失，我们每年可多开发多少科研项目，攻关多少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少引入多少资金的设备；我们可安排多少工人就业，提高农民多少收入；多少校舍得到翻新加固，多少教学科研条件得到改善，学费减免使多少孩子进入学校门；多少社区村庄建成图书馆室和文体活动中心，我国的文化事业不知要繁荣多少倍；医药费可减少多少，每年可挽救多少生命，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不知可提高多少倍，我国四化进度不知要加快多少年。
再说政府官员的工资和福利的开支和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开支化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理应知道他们交纳的税金是否合理以及是怎样支出的，他们是否得到了被服务的权利，国家财政的支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普遍幸福、和谐与进步。纳税人支持着国家的财政，他们的义务和权利应是对等的。就是说，纳税人的是否享有民主权利是人类从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逐渐形成一种“经过同意方征税”的普世原则，这就必然提出同意者的代表性问题和建立一个进行讨论及表示同意或反对机构的问题，规定人民财产不受任意侵犯，开始将税收的宪政精神融入宪法和法律之中，无代表不纳税。
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不能由政府完全一方面说了算而没有限制。否则地方官员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征税，对纳税的农、工、商民众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这将出现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时期的赋役征收 “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端，苛捐杂税丛生、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贪污中饱私囊。因此，没有纳税宪政就没有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争取税收宪政就是控制了乱收税费，就是防止了竭泽而渔，就是放水养鱼，就是发展民族经济，就是发展生产力。
纳税宪政是执政集团和纳税人的共同要求。上层也认为这种管理危机——鱼目混珠无限制地收税收费和官员无限制地挥霍和浪费——会危及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想办法解决。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税收宪政可一举多得：不会伤及已有权利的既得利益，又能改掉官僚挥霍浪费的不良的行为，还能为执政合法性的提升提供筹码，也能解决令政府头疼的公务员队伍庞大财政负担太重的大问题，彻底兑现温家宝总理的承诺——“我们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通过纳税宪政解决政府官员的极大的挥霍和浪费，控制税款的用途，就能够避免政府官员为所欲为的挥霍和浪费，就能把国家的钱用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上，就能较快地解决“新三座大山”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系统进步的目标。
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官员极度挥霍浪费公款以致造成两极分化、“新三座大山”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受国家制度上的限制；一句话，就是我国没有民主宪政体制，人民的力量没有大于权力的力量。建国以来我国在税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简化税种和取消农业税、全国人大还制定了3部税法等等。但在建国以来的4部宪法中，既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也没有明确说明征税是否需要代议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由于我国宪法没有明确人民代表大会税收立法的专有权，征税权几乎全部由政府自己“越俎代庖”了。在我国征税已经成为政府的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
为使纳税率和财政支出合理，由政府说了算的做法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中国急迫需要民主宪政，需要分权制衡，需要使社会公仆——国家官员——受到社会公民权利的制约。我们认为必须师从国外成功经验，从2010年开始立即实行税收财政宪政，即税务局归属人大常委会，由人大约定劳资双方和工会政府代表联合制定税收比例标准，减少企业税收额度放水养鱼。政府财政费用年前向人大常委会提前预算，由人大常委会严格控制审核批准，并由政协司法新闻实行使用支出监督，以期实现国家税收财政的良性运作。并且当政府违反宪政时当受到制衡，尤其是当政府运用权力取消税收宪政时，人民有力量制止政府的决定。
我国应尽快修改宪法，不但要规定纳税人的义务，还要规定纳税人的本质权利——纳税人享受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权利，规定纳税人对乱收费乱摊派有拒绝的权利和对税款的使用有监督权等。应尽快出台“税收行政法”， 使纳税人首先有权管好自己纳税形成的钱袋子，征什么税收什么费、征收多少、用在什么地方，都必须由纳税人通过自己的代表说了算，而不是由政府各部门的官员说了算。对违法官员要绳之以法，并配套构建违宪纠察制度等，扭转全民制作的大蛋糕由官员主刀分配的机制，从而防止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受限制使得人民公仆——政府官员——异化为人民的主人，防止他们把全民的国家变相成为官员自己的小家，把国有企业变相成了官员们自己家的私有企业，把国有银行变相成了自家的钱袋子。
2010年，必是实现税收财政宪政的一年。我们祝愿在2010年尽快实行税收宪政铲除新三座大山，以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四、仅仅实行税收宪政是不够的。民主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系统实现多党制宪政议会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以及司法新闻独立，言论结社游行自由，民主才能发挥作用良性运行。上面我们详细叙述了税收宪政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若无其他民主措施的配合，税收宪政仍然是一纸空文和一场闹剧。比如说，我们如何保证税收宪政制定出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合理地制定出劳资工资、国家税收和企业留成三者的比例，而抵制执政党和政府提出的不科学不合理的要求提案？
再如如何保证人大常委会有权拒绝政府不合理的财政支出预算，否定行政部门不合理或过多的采购计划和不必要的支出？
第三，当政府取消税收宪政时，人民如何制止政府的行动。如果人民抗议政府施加镇压，人民又怎么办？如果行政部门硬行推行不合理的方案影响了人民的收入，允许不允许人民游行示威？接受否人民的要求？
所以，我认为2010年想要成为税收宪政年，以实现税收宪政的祈求难度较大，因为宪政是建立在人民力量大于权力的基础和前提上的，人民不能有效地选择或改变政府，法律法规不由人民制定，军队不国家化，人民不能有效地掌控国家机器，一切宪政都是空中楼阁和美好的幻想曲。尤其是实行税收宪政后，使既得利益受到影响，恼羞成怒一举废除宪政和停止民主进程，那么人民又该如何对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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