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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阳民参加了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著名三农经济学家刘守英教授、黄季焜教授做了主题报告，特别是刘守英教授在分论坛的点评分享更精彩，坦率说，阳民就是奔着刘守英教授去参会的，如果刘守英教授不去阳民也就不会去参会了。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与院长的刘守英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农业工业化理论与经验”，阳民认为此报告五个方面非常有意思，值得学界重视。
第一，刘守英教授认为，将结构转变简化为农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降低的做法，甚至降低农业的重要性做法等，是严重的错误。事实上，会间阳民请教刘守英教授的三个重要问题时，刘守英教授对当前的农业统计数据问题也很无奈，如此估计农业产业是重大错误。
第二，刘守英教授认为，工业化的定义必须重新界定，因此，刘守英教授的“工业化”是指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联系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当然，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还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不但要求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实际上，刘守英教授的这个定义与阳民近十年来研究的乡村城镇化与包容性城镇化的界定思路具有一致性。不过，阳民认为，工业化的根本还有就是“组织化”与“选择自主化”，这是工业化的要件（详细内容且听阳民以后分解）。
第三，刘守英教授以湄潭为例，发现湄潭拥有不断强大起来的农业，拥有不断富裕起来的农民，拥有不断美丽起来的乡村等。这是成功的乡村振兴典型，当然根本就是工业化的结果。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刘守英教授强调，湄潭的成功还得益于任何人上台都沿着既定的茶产业发展方针几十年不动摇，这是湄潭成功的关键。但是，阳民更关心的是，在湄潭发展过程中，茶产业发展的能人们，是不是都是一个个具有企业家思维的新型农民？而这些农民的发展模式是不是更像“工业企业”？？？他们是不是在追求利的同时，也追求其他的东西呢？
第四，刘守英教授还以山东为例，发现山东的单位土地回报提高很快，市场化程度和高品率提高很快，农业竞争力增强等。
第五，刘守英教授发现，农业生产环节的服务规模化是山东乡村振兴的关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供销社是农业规模化服务的主体；二是搭建为农服务中心平台提高为农服务水平；三是发挥村级组织作用，提高服务规模化组织程度。其实，这就是阳民刚开始说的组织化与选择自主化的根本价值所在。阳民本来想用“freedom”，但是想来想去，还是用一个“选择自主化”代替更安全。
北京大学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黄季焜教授做了题为“农村经济转型：路径、驱动力和效果”的主题报告，黄季焜教授提出我们必须时刻两个问题：一是乡村转型的驱动力是什么（driving forc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二是乡村转型的结果是什么（consequences of TR）？例如农民收入增长状况，包容性或乡村贫困以及可持续性等。阳民认为，黄季焜教授的报告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有价值，值得重视。
第一，黄季焜教授认为，制度创新显著提升了1979年至1984年的农业TFP，科技进步是1985年以来农业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源泉。但阳民的问题是，1985年以来的科技进步只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吗？制度有没有大规模的进步呢？或者有没有大规模的隐形进步呢？阳民在听这个报告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写在笔记本上，准备提问。结果会议主办方是把报告办成的单一信息灌输型，没有给任何人提问机会，当然，这也是农经专家办会的特征。
第二，黄季焜教授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力包括土地制度，基础设施和农业技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市场改革制度，乡镇企业制度和城镇化制度等。
第三，黄季焜教授以亚洲国家为例分析了转型速度与减贫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很有意思的结论。
当然，还有其他学者也分享了他们各自的论文与观点，尤其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忠海先生分享与点评的观点很有价值，尤其是反思当前的学术界和政策界的浮躁行为有很大的价值，当然，王忠海先生还是奥地利学派的坚定不移的粉丝，是米塞斯的铁杆迷，阳民认为，农经学者如果能坚守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特别是如果能坚守真正的哈耶克，就已经比其他学者高一大截了，当然也就比其他学者有更高的见地和水平了，阳民接下来会详细介绍王忠海先生的三农思想和他的思考，欲知详情，且听阳民下文分解（关注“阳民智库”微信公众号）！
阳民亲笔记录于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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