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而且收入仅仅是一个很表象的东西，远远体现不了个人的资源占有水平，重庆被羁押的文强还的抱怨对他的“灰色收入”部分界定过少了呢！

再不调整格局，离两极分化还远吗？

【转帖】：

调查称中国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14日 08:21 瞭望

　　导读：财富正在快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和创富环境，也暴露出当前财富分配格局的失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寿松 周伟 陈冀 颜秉光

　　在北京后海著名的酒吧街附近，经商的陈先生拥有一套四合小院。这是前些年他花1200万元买下的。

　　当大多数人还在为“蜗居”而打拼的时候，陈先生的“豪宅”无疑令人羡慕。可他并不住这里，将此作为私人会所，专门用来招待官场和生意场上的朋友。

　　在这套四合小院的会客厅里，摆放着一些古色古香的物件。其中一把太师椅是陈先生当年花20万元买下的，如今有人开价180万元购买。他拒绝了，说自己不差钱。客厅里还有许多木雕，比如绿檀做的大龙雕、白杨做的狮子雕。他说自己不懂收藏，就是觉得好玩。也有来的朋友看着喜欢的，他随手就送人一件雕刻。

　　在中国，类似陈先生这样的富人群体正在快速崛起。尽管有关富人的话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不过这个群体依然充满“神秘色彩”。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通过采访部分企业主、高级经理人、职业投资者等富裕人群，以及专业财富调查公司，尝试粗线条地勾勒出中国富豪的“财富地图”，以此探寻财富流向的某些规律。

　　中国版的财富聚集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财富大幅缩水，而中国则逆势快速增长。膨胀中的中国富豪群体备受关注。这是各路财富调查专业人士的共同看法。

　　在中国从事富豪排名已10年的胡润百富榜董事长胡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向富人集中。2004年以来，个人财富达到10亿以上的人数大幅增加，当年资产达到10亿元的巨富我们只找到了100个，而今年仅我们找到、在榜的就有1000人。”

　　从企业家财富的角度记录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调查财富在不同行业分配的财富排行榜——福布斯富豪榜也显示，近年来中国富豪上榜门槛不断抬高。2009年，中国大陆400名富豪的上榜门槛，从2008年的12.2亿元跃升到历史高点20.5亿元(约相当于3亿美元)，前40位富豪的身家全部达到70亿元(约10亿美元)，而2008年只有24人达到这个标准。

　　来自国内银行的权威数字证明了这一趋势。据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调查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3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8.8万亿元。而当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是21.8万元，千万富豪的财富占比为40.37%。2009年预计高净值人群将达32万人，可投资产超过9万亿元。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9全球财富报告称，2008年中国百万美元金融资产(不包括房产和企业价值)家庭的数量为41.7万户，这一数值已超越德国和英国，全球排名第三。尽管目前无论是家庭数量，还是这些富裕家庭掌握的财富总额，中国都还远远落在美国之后，美国的富裕家庭数量是中国的9倍多，但中国富裕家庭掌握的财富在迅速膨胀。预计2009～2013年的五年内，中国财富市场将以年均17.2%的速度增长，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预计将从2008年的41.7万户增加到78.8万户。

　　“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人民币升值等因素，财富的天平正在向中国加速倾斜。”福布斯集团副董事长克里斯托弗·福布斯2009年11月在上海出席福布斯中国财富榜发布会上说。

　　通过广泛的访谈，本刊记者了解到，财富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五省市的富人群体占到总量的六成以上，长三角地区占到三分之一强。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大中华区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梁国权说，波士顿咨询公司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富豪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山东六个省份。其中，北京、广东、上海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

　　房地产与资本市场：造富“梦工厂”

　　当前，中国富人的致富“路线图”特色鲜明。本刊记者调研发现，房地产业成为中国内地富豪们的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其次为资本市场。

　　《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范鲁贤在2009福布斯中国财富榜发布会上说，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前400名富豪，发现“美国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美国的地产商在富豪榜的前40位基本上已经消失，而中国有154位个人或家族房地产富豪扎堆在这个400富豪榜上”。

　　在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单中，前10位超级富豪中有5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3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领域；前40位巨富中，有19人从事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业确实是中国富豪们的主要财富来源，”胡润告诉记者，在胡润百富榜上榜的行业中，房地产超过制造业、金融与投资业，高居第一。他解释说，房地产富豪“扎堆儿”的现象，是“中国和美国不同的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的”。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范鲁贤说，美国与中国富豪榜的另一个巨大的区别，是美国有41位富豪来自文化媒体产业，而中国这一比例很低。

　　资本市场是中国富人的另一致富领域，特别是创业板创造了大批财富新贵。不过，创业板新贵无一染指房地产，从事IT、医药产业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制造业。《2009胡润创业板富豪榜》从众多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东中筛选出其中的33位，门槛为5亿元，上榜企业家总财富(截至2009年11月1日)达到398.5亿元，平均财富12亿元，其中17位上榜企业家财富超过《2009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10亿元。

　　波士顿咨询公司对中国富豪财富来源的评论称：四成多的中国富裕家庭，是房地产、工业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家。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不断上涨的房价、源源不断的外贸订单帮助他们发家致富。

　　中国富豪财富积累时间超短，暴露出其财富来源的路径问题。胡润说，在国外，挣一个亿的财富，平均需要15年时间。把1个亿变成10亿，国外需要10年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3年，比在国外短得多。中国千万资产以上的富裕人士平均年龄39岁，亿元资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3岁，整体上比国外年轻很多。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财富报告中说，中国“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者，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皆知的富人。”

　　快富，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产生财富涌流效应，民营企业家自身打拼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财源的公平性、合法性问题。“经常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滚”的北京一家不愿具名的融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说，据他观察，在北京，巨大财富的拥有者除正常创富外，还有大量的“三种人”：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富人的年龄集中在35～55岁之间。他甚至认为，富人的圈子里依靠勤劳致富的不过30%。

　　“DUODEFU奢侈品”网站运营人曹忠杰说，为什么土地、煤炭业等垄断资源在国外很少是私人致富的领域，而在中国却快速成就了一代财富者？这一现象确实值得好好反思。

　　流向过度集中，财富品质有待提升

　　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高储蓄率已经并将持续迅速创造财富。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财富集中度过高，且这一趋势在加速之中。

　　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对社会财富分配模式亮出预警信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教授十多年持续关注、调研财富分配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但同时财富的流向值得关注，越来越多的财富掌控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仍在日益拉大。

　　他说，根据库兹涅茨1995年提出的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型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会恶化，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目前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杨建华2009年主持一次针对浙江省收入分配的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但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不论阶层、群体、户籍、性别，还是政治面貌，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贫富差距程度的主观感受及判断评价非常接近，认为现在社会贫富差距很大的竟然占受访对象的80%左右。

　　杨建华告诉本刊记者，从问卷看，贫富差距过大已成所有社会群体的共同认知。这种感受是否准确，以他多年做社会调查的实践看，这与客观现实比较吻合，无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确实过大。

　　“正常的社会是广泛地藏富于民，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少不等的财富，而不是让巨额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杨建华说，现在，资本在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中占比太大了，劳动在分配中的占比过小。从记者采访看，社会财富过度集中的现状引发了不少人对“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的质疑。“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形了，而是呈现‘倒丁’字型，底层庞大，很少拥有财富，拥有巨富的一‘竖’很小。”杨建华坦言，“这样的社会结构有较高风险，不稳定。”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指出，现在有不少资源掌控在官员及其家属、代理人手中，变权钱交易为掌控资源，比如土地、道路等稀缺资源。这是反腐败面临的新问题。“官员与巨商的结合来迅速致富，是令人不安的，这是对国家根基的侵蚀，要高度警觉。”

　　“有追求，无信仰”是本刊记者访谈的不同人士对财富群体较普遍的评价。近年来，中国财富群体从事慈善活动的有所增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在增强，但整体上还是偏弱。“10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富豪作为一个群体的诞生和成长；5年来，我们看到慈善逐渐成为少部分企业家的一种生活方式。”胡润说，“2009年的调查报告让我深刻感觉到中国富豪开始注重提升自己的财富和生活品质。”但同时，更多富人还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甚至缺少慈悲之怀和荣辱之心，作奸犯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胡润百富榜上曾经的上榜者黄光裕、周正毅、周小弟等数十人因触犯法律而受惩处。

　　上述北京一家不愿具名的融资公司副总经理说，富人在政治诉求上愿望较强烈，很多人想方设法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目的是为了给自己镀金，或方便继续聚集财富，或增加保护自身财富的筹码。但他们中有真正信仰的人不多，“多数人没有信仰，也就是什么都不信，只信钱。”

　　胡润表示，他很不解，为什么中国人会带着自豪的口吻去谈论澳门成了全球最兴旺的博彩业场所——因为中国富豪是常客就支撑了一个全球赌场第一，那应该是耻辱。“光靠金钱，永远无法批量制造贵族。”他认为，成熟的财富群体是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人生意义的。

收入分配改革的“七寸”究竟在哪？

人民网：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须瞄准“七寸”精准推进    2010年01月25日14:45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初次分配中非市场因素侵扰市场因素，和再分配中政府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偿性干预制度不足。

　　中央要求“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的背景，在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短腿。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须瞄准“七寸”，精准推进。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0.4的警戒线水平后一直呈持续增长的态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7。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是社会财富的迅速集中。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财富占有的差距，有悖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样的差距突出地显示出改革现有收入分配制度的紧迫性。

　　市场化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初次分配中非市场因素侵扰市场因素，和再分配中政府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补偿性干预制度不足。

　　一是市场机制与非市场力量结合导致的灰色收入。“灰色收入”是非市场力量对市场机制的干扰，从而使市场分配的收入向控制非市场力量群体倾斜；而在社会经济统计上，这类收入未进入正规的统计之中。概括而言，我国的灰色收入有价格双轨制收入、垄断特权收入、国有资产流失性收入、税收流失性收入和非法收入等。

　　二是劳动者市场弱势地位导致的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在我国长期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买方垄断”客观存在，而且越是在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中，“买方垄断”地位越难以撼动。企业往往以一个最低限度满足劳动者要求的工资方案迫使其接受，压低劳动者收入以提高利润。这导致劳动者在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成果显著不足。

　　三是国有垄断行业收入居高不下。国企改革进程中，垄断企业高收入问题一直存在。

　　四是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救济功能不足。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分配的救济制度。它的作用不仅在于校正市场机制分配结果上的差距，更在于它对因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社会矛盾的缓解。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轨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社会保障覆盖面差异导致的保障错位——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单位”之间的等级分割。2009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养老金领取人口比例为4.8%，城市养老金领取人口比例为78%；经过几次调整，城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到1200元/月，但仍不到公务员养老金的50%。这不仅有悖于救济市场竞争弱势群体和“失利者”这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本意，甚至可能使社会保障制度出现逆向调节，扩大了实际收入分配差距。
　上述4个“痛点”即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切入点”。

　　首先，综合治理灰色收入。解决灰色乃至“黑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需要决策层力挽狂澜的决心。遏制灰色收入需要社会的综合治理，当务之急是要借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教训，弥补我国财政金融、行政管理、国有资源管理制度中容易造成公共资金流失、寻租腐败等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从建立规范和透明的制度入手，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管项目，减少行政性垄断，规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健全审批许可和监管制度并接受社会的严格监督。

　　其次，积极稳妥推进劳动者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劳动者收入份额的下降，从根本上说是源自于单个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面对企业天然的弱势地位，而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可以改善博弈弱势，有效地保护其经济利益。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为积极稳妥推进劳动者集体谈判奠定了合法基础。从经济学理论上分析，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可以校正劳动力市场企业买方垄断，以市场竞争的方式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从现实考察，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护劳动者经济利益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可以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安定装置”。

　　再有，解决垄断行业高收入。解决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收入畸形过高问题是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突破口。目前可以考虑采取如下措施，如贯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企业的股权收益和利润上缴国库补充社保，对垄断利润课以专项税收，垄断性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经公众听证会，约束行政性垄断行业单位内部的收入分配等。应以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契机，将反垄断上升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度加以推进，方是治本之策。

　　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向弱势群体倾斜，防范贫困代际传递。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国家，短期内消除所有社会保障项目的等级分割难以实现。除了要在农村更加积极地推进农村社保制度建设、在城市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保制度之外，还应考虑在社会保障制度中设立专门面向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基金，支持低收入群体后代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继而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提高收入水平，避免贫困代际传递。

感谢盼铁成钢等多位坛友的积极参与讨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均衡理论，更作为一套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导。也即在发展和预测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其独特的优势。
       收入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伴生问题，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这里的转型，不仅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过程。市场化的推进，需要我们以更加理性与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的问题。要素市场化，同样有可能会恶化现有的收入状况。因此，在纯粹的、自发的市场行为之外，政府的有效介入就显得具有重要的意义了。难以否认，我国的收入分配领域同样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这是身份制度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延伸。就此意义而言，收入问题的重视与探讨，更多的承载了国族的道德理想和社会价值。
        然而，目前就国内的收入分配领域，缺乏较为完备的指标体系，从收入的预警，目前的主要研究学者有夏素琴(1999)、权衡(2008)、梁纪尧(2006,2007,2008)和王波(2008)等，到收入的外生冲击分解，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严谨与规范的学术研究成果。白重恩与钱震杰(2009)就现金流量表分析了我国的收入分配情况，提供了一种较好的视角。此外，近年来有大量的博士研究生，也积极采用新颖的研究方式，积极研究此问题，为此领域带来了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