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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摘要 我们在这里重新分析研究了信息社会的上下级组织结构关系特征，我们认为在信息社会，上下级职能当由法律明确分工，下级的事更多地由下级横向分权自理，弱化上级越俎代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
信息 社会 组织结构 上下级关系
1 中央集权的式微
古往今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贪官污吏的处理皆得到老百姓的叫好，但这不能说，垂直管理的方法就是有效的。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没有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没有根除。他晚年只能发出“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的哀叹。垂直“反贪官”或“反腐败”运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闹剧”无果告终而已。
行政管理作为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组织活动。农业社会封建专制下由于缺乏民主和监督的社会机制，“人治”的政策随意性诱发法律道德没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加之自发小农意识和儒家礼教消极面的推波助澜，最终成为中国历代朝代更迭的同一规律而不可逾越轮回折腾。到了工业社会（资本主义—资本私有化经济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经济）早期行政管理模式仍然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社会行政管理组织结构层次界限分明、权力集中，整个组织在严格的规章制度下运行，秩序井然。
如今我们虽然早生活在信息社会，但由于思想束缚，我们对信息社会还很陌生，对信息社会的认识和运行机制设置还停留在工业社会阶段，诸如事关民生和国家稳定的土地征用、反贪污腐败、执法权力部门的管理等，近年来都加强了中央直接干预，如审批、监督甚至官员的任命，公安司法由上一级垂直领导，虽然加强了对下监督力度，频繁下派走访进驻基层，实施以来成效仍然甚微，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对策和管理体制滞后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发展。
事实证明，靠农业社会的人治和中央集权式陈旧治国安民方式，来管理后工业现代化信息社会已经是无能为力了，社会庞大的组织机构不改变其内部结构并仍然保持老一套的指挥体系--把决策者与单纯执行者分开的官僚等级制度，也就更加困难了。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对信息社会的上下管理结构体制进行分析思考，使我们的思想对策和上下管理结构体制与日俱进，以适应推进信息社会的操作运行。
2 信息社会必须加强组织的横向功能
用麦吉尔大学商业研究院教授威廉.H.里德的话来说，后工业现代化信息社会，那不可抗拒的压力正猛烈冲击着等级森严的布局。他断言；组织中关键的和重要的中心事务正在逐步由直向转变为横向。这意味着一场机构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质性革命，因为与左右两边也就是与组织机构内大致同级人员之间交往的人，和与那些必须与等级制度上上下下发生接触的人，表现不一样，他们是在一种很不相当的压力下进行工作的人。
在传统官僚等级制所操纵的典型工作环境中，一切都是经过周密组织的，官僚主义的命令很生效，事事需按规章制度办事，每个人都得明白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地位。例如在工厂企业生产过程中，机器出现故障时，这个信息就在等级制度内发了狂似的上下传播，由最底层出现故障的工人通知工头，（班组长，）。工头接着通知维修主管，再通过维修主管安排通知维修工。这种制度是以设想底层的肮脏的工人是无法作出稳妥的决定为前提的。上级作出决定，下面的人去执行。一伙人代表组织的大脑，其他的人是双手。无论是内地还是边陲，发生矿难、台风洪涝自然灾害，都得等中央领导亲临一线视察后拍板处理。
这种典型的官僚制度办事方式用来缓缓地解决常规问题一般是很理想的，但是当事物发展加快时或者要处理的不再是常规问题时，混乱就往往控制不住了。其原因是，首先是生活的节奏加快特别是由于自动装置引起运行速度的加速，意味着每秒钟的停工待命所造成的损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得大，耽搁时间所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比如，信号在地球到火星之间传送时间需要20分钟，当地球上得知火星上勘探的机器人发现危险时，已经滞后20分钟，待指挥中心弄清情况作出指令，又需要一定时间，指令再到达火星上的机器人又需要20分钟，这时的机器人早已经损坏了。因此，人们将控制反馈系统直接安装在火星上勘探的机器人上，让机器人及时处理危险。只有心理病态的人才死抱着旧观点，非要地球指挥中心作出决定遥控操作。
其次是，由于增加了新的突如其来的问题，变化加快了，也就增加了所需要的信息数量，信息必须比以往传送得更快更准确无误。如今应付一个新的问题比以往应付10次或100次问题需要的信息还更多。正是这种要求更多更快地传达信息的综合因素，破坏着官僚机构特有的这种庞大的从上到下的等级制度。
为了跟上变化莫测的速度，必须消除级别，使手也能作出决定，如在企业产生故障的设备使用的工人可直接请来了修理工，这样四级传送的过程 起码可省去了二级，节约了25%-50%的传送过程，工人作出了上一级来作的决定。
再次，在信息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更多要害部门范围狭窄，上面的人常常难以了解，于是基层干部逐渐不依靠上级就现场作出判断和决定，系统设计师，生产实施研究员，工程技术人员现在无不担负了决策的决定权，而经理厂长正在失去他们决策的垄断权。麦吉尔大学的里德教授说：“专家越来越不规规矩矩听命于垂直一条龙指挥线了，同时也不能等候高一级批准他们的专门化的建议，”因为时间不允许决定沿着等级制度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慢吞吞上下传递；顾问们不再仅仅提出建议，他们自己也开始作决定了。他们在决定问题时往往直接与基层商量决定执行。用里德教授的话来说，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新方法同官僚主义的传统是大相径庭的。
另外，上级越级考察下级部门工作人员也越来越难，下级主管汇报往往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对自己主管的工作人员的成绩则隐瞒不报或轻描淡写汇报，而基层工作人员也想踢开直接主管为自己提升去除障碍，他在基层的工作反映在隔层领导面前的印象往往带有很大虚假性。胡弄上级的检查监督是很容易的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待上级了解清楚真实情况后，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所以用人权也必须下放。为让人才脱颖而出，也为了加强民主监督和公正考核，在现代信息社会，一个人的成绩、错误和从事的工作信息等人事管理信息都得公开，并由人大常委会设立人事管理机构和档案，以便由基层直接查找档案选聘任用和考核。走群众路线，由司法新闻群众共同监督，比行政单一考核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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