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企业家的创新与风险
通常讲的企业家是商业企业家或商界企业家,他们做的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包括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我这里要讲另一类企业家,即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所谓制度企业家,就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他们做的是制度创新。
制度企业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理论型制度企业家,他们给我们提供思想,改变我们的观念,塑造我们的文化,因而也可以称为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比如古代的亚里斯多德、孔子、释加牟尼、还有耶稣,近代的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当代有路德维希·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等,这些人都可以叫做理论型制度企业家。
第二类可以叫实践型制度企业家,他们是作为政治家在改变社会,比如古希腊的梭伦、伯里克利,古代中国的商鞅,还有像华盛顿这样的人,创造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邓小平、里根、撒切尔,也都是杰出的实践型制度企业家。实践型制度企业家也叫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
企业家的本质是什么?用熊彼特的话讲就是创新,创造性破坏。在商界每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对原来技术的毁灭和替代。比如,汽车代替了邮政马车;智能手机替代了原来的录放机、照相机和移动电话,甚至电脑;网络销售平台代替了实体零售店。
制度企业家的功能也是创新,他们的创新意味用新的价值观念替代原来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替代旧的行为方式,新的是非观和新的善恶观代替旧的是非观和旧的善恶观,新的游戏规则代替旧的游戏规则。制度企业家要我们认同原来不认同的东西,或者不再认同我们原来认同的东西。
比如从宋代开始中国妇女缠脚,脚缠得越小越美,找婆家越容易,那时候小脚比漂亮的脸旦还重要。清朝入关后下了两道令,男人要剃发蓄辫,女人要放脚。但汉族妇女没有遵从法令,倒是男人们乖乖地遵从了,所谓“男从女不从”。民国之后,缠脚就慢慢废除了。妇女放脚不是妇女自己主张的,而是男人主张的,主张放脚的这些男人,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制度企业家。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文献,像康有为、梁启超就是主张放脚的这一类人。
邓小平领导我们进行市场化改革,我们过去不认同市场,现在我们认同市场。过去我们认同计划经济,现在不认同计划经济。未来中国好多变革,与这种观念变化有关系。对商界企业家来说一样,任何一个创新都要经过市场的经验。制度企业家也一样。你的创新是不是成功,你提出的游戏规则会不会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就看它们是不是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需要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者对人性必须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一个商界企业家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人性,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苹果公司的产品大家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们完全是从人性出发制造出来的产品。
制度企业家和商界企业家有所不同。经济中同一个行业有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类型人群的偏好。制度企业家面临的一定是“大众市场”,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这个“大众市场”有“赢家通吃”的特征,并且,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制度企业家提出的行为规范要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需要构成博弈论上讲的“演化稳定均衡”。所谓演化稳定均衡,是指一种规范遵守的人数越多,对每一个人来说遵守这种规范的好处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行为规范。由于这一点,制度企业家对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业家更透彻。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都要从讨论人性开始。
与商界企业家一样,制度企业家的创新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市场需求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判断失误。特别是,很多人感觉需要变化,但是并不知道怎么样变化,需要什么样的变化。制度企业家要基于想象力和直觉做出判断,而且与众不同。
第二个原因是“二阶囚徒困境”带来的风险。一阶囚徒困境简单说就是尽管合作对所有人都好,但每个人从个体理性出发选择不合作。与一阶囚徒困境不同,二阶困境是说维持合作本身需要规则,如果你违反了规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但因为怕报复或失去赚便宜的机会,应该惩罚你的人没有积极性实施惩罚,结果规则得不到遵守。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为,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你想指出来但却不敢指出来,因为你怕对方骂你,甚至可能打你。这就是二阶“囚徒困境”。
改变规则也面临“二阶囚徒困境”:旧的规则已经在那儿,人们习以为常,都在遵守。改变旧规则对大家都好,但率先站出来改变这个规则的人会面临其他人的惩罚。比如在传统社会,你想自由恋爱,但不敢,因为你怕别人说三道四,所以即使父母给你安排一个你不喜欢的媳妇你也会接受。这样一种二阶囚徒困境导致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是身败名裂。
第三个原因,是制度企业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甚至比商界竞争还要激烈。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的竞争。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一个制度企业家能不能成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