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7【充实计划】第10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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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9-5-27 05:29
为什么|学习笔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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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阅读1小时，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0-7%，累积阅读时间147小时。

本书作者是著名的moneyball的作者。

介绍：问题从未走远

作者从houston rocket的技术官员讲起，morey从小爱好数学，大学毕业后辗转进入火箭队负责选择新人，按照他自己设计的模型，并输入大量的数据做相关性分析，模型挑选出来的人选却不尽如人意，有些是因为数据不全面，而有些是因为数据根本不存在，这触发了他进一步的思考，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如何走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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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持续打压，心情很不淡定！5月15日，特朗普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目的只有一个，禁止美国企业和华为有任何业务往来。后面几日，包括Google、英特尔、高通在内的美国公司纷纷宣布断供华为，连英国的ARM公司也终止和华为的合作。先是搞中兴，后来搞华为，美国为了遏制中华民族的崛起也真是煞费苦心。我在中兴工作了3年，也在华为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X公司待了10年。这十几年来，我亲眼目睹了中美企业的兴衰起伏，今天跟你们聊一聊！

Part.1 找工作的差异
我是2005年毕业，当初找工作时，外企（尤其是美国公司）真是神一般存在。记得我有个同学一心想进IBM，为了面试他买了一身西装，准备了一份精美的PPT，PPT第一页就是一片深蓝色的背景，上面印着一行大字“My Blue Dream”（我的蓝色梦想），为了迎合IBM这个蓝色巨人，超级震撼！当时谁能拿到外企的offer，都会引来大家艳羡的眼光。那时候像腾讯、中兴、华为这些国内公司也来校园招聘，不过很少有人看得上眼。我也拿了腾讯、华为的offer，不过都要求去深圳，再加上不是外企，想都没想就直接拒了。现在想来好傻，那时候如果能进腾讯、华为的话，光是股票就能很发了！

后来我选了中兴，干了三年还是因为心中那个外企的梦想，跳到了X公司，那个和IBM、英特尔齐名的外企巨头。进了X公司才发现，那真是人才济济，我们team大多是交大、复旦、中科大、清华、南大这些985名校的高材生，也都是为了这个外企梦想汇集到了这里。后来我被调到了美国，去年回国负责招聘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我收到的简历质量竟然大大地下降，以前能看到很多985名校的简历，现在却少了很多很多，而且常常是我们看中的人，发了offer，却被人家一口拒绝… 相反，国内企业却是一片蓬勃生机，年轻人更愿意去本土的科技公司一展身手，而外企却成了末尾的选择。我就问朋友怎么回事，“我们开的offer价码不低啊，工作十几年的工程师，也有4、50W的年薪呢！”可是朋友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得了吧！人家BAT、华为这些公司，同等级别的工资+奖金+股票，都要百万级别了，你们怎么比？”我这才知道，短短的十年，中美科技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美企很难再吸引到一流的人才！

Part.2 对中国人的戒心
其实不仅仅是薪水，中美企业对于人才的重视也是大大的不同。很多美国公司自打进入中国市场后，一面大肆赚着中国人的钱，一面对中国工程师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就拿我在的X公司来说，我们上海的办公室网络被公司安装了一个代号为F的监控系统，中国员工是被禁止访问美国服务器的，所有的文档、代码需要我们先去申请，然后层层审批，最后通过F系统才能获取，而绝大部分总部的代码和文档我们是看不到的。

中国员工做的工作也都是很低级的苦力活，虽然都是工程师，但是开发的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异。美国人能接触到核心技术，所以他们能开发X公司最核心的产品，而中国人接触到的都是边角料，很多人都是做做测试、监督工厂这些机械而简单的活。甲骨文创始人曾经这么评价中国和中国工程师，他声称，不能容忍中国有比美国更多的工程师，否则对美国是个巨大的威胁。当然他也说到做到，前段时间宣布关闭中国所有的研发中心，造成数千人的失业。

这其实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想法，他一方面要享受中国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也要提防中国的崛起！我们不比美国人差，凭什么在公司要低人一等？所以我们team原来的十几个人，出国的出国，跳槽的跳槽，留守在原来team的几乎就没人了。前段时间听说之前的老同事跳到华为升到了高级架构师，薪水很高不说，做的也是华为核心产品，性能秒杀市面上所有竞争对手。而在我们公司，中国人是很难有这个机会的！

Part.3 美国人的工作状态
既然在中国研发中心学不到东西，那么去硅谷总部会不会很不一样？后来我被公司调到了美国，结果发现美国人的工作状态让我大跌眼镜。硅谷有两家著名的养老公司，一家是甲骨文，另一家是X公司，这两个公司都是各自行业的龙头。这些公司号称是上午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可是9点钟到公司绝对是看不到几个人的，很多人都是10点以后才姗姗来迟，然后4、5点就闪人要接小孩。而且公司还有个政策是“Work from Home”（在家办公），每天都能收到很多同事群发邮件，大意都是说，“你今天在座位上找不到我，我在家办公了”…公司的官僚现象也很严重，内斗很多，我们的部门原本研发了一套很先进的设备，可是刚上线不久，部门就被别的部门吞并了，老大也随即被踢走。后来有意思的是，我们研发的那个设备由于在客户那边出了问题，结果市场发了邮件咨询，没有一个人回复，拖了好几天，最后上报给SVP（高级副总裁），由SVP出马指派了几个人负责，后来才断断续续地将这个问题修好。用户一个很紧急的问题，也就是几行代码的修改，在我们这愣是拖了一个多月！

而在华为、中兴会怎么样呢？我在中兴的时候有一次遇到非洲的系统升级，仅仅是升级啊，还没发生任何故障呢，领导就安排我们当天晚上在公司通宵值守，如果前方发现问题就能第一时间解决。下面这张图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办公场景，每人的座位旁边都有一张行军床，到了中午或者通宵加班的时候就把床拿出来展开，趴在上面打个盹。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电话，电话铃声响起，立刻爬起来随时待命！

在中兴华为待过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行军床”文化。虽然很苦很累，但那段日子却逼着自己学了很多新知识，成长了很多。在中兴3年学到的知识、写的代码，可能比在X公司10年学的还要多！正是靠着中国人这股勤奋和斗志，华为、中兴才能在国际赛场上披荆斩棘，做到了全球5G市场的领导者。就像抗美援朝时候，志愿军能够靠着自己的钢铁意志死守住上甘岭一样，中国人那股勤奋和拼劲是美国人永远没法理解的！

Part.4 反思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有一种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他们潜意识里会认为他们的文明和种族是最优秀的，别人只能服从，不能违背，更不可以超越！就像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对外宣称：“中美竞争是不同文明、不同人种之间的竞争！”

我昨天听任正非的访谈，有一段说得特别好，他希望：“中华民族能够自强不息，重视教育，向优秀的美国企业学习合作，但是也要注意：爱国不等于煽动民族情绪。”这段话和美国某些煽风点火的言论相比，高下立辨，中华民族宽广坦荡的胸襟真不是某些美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所比拟的！中国人一直很聪明勤奋，如今的中国看起来也很繁荣昌盛，但其实我们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要看我们的网络多么发达，生活多么先进，但我们的电子商务、共享单车、手机支付等等创新都是基于操作系统、芯片的基础上，而这些核心技术大多被美国人所把持，如果他们哪天断供，我们那些所谓的先进科技也可能一夜瘫痪。美国凌驾于全球最依仗的就是两样武器：科技和教育，这也是我们和美国差距最大的地方。教育能够促进科技，而科技不仅可以变成生产力，还能成为恃强凌弱的武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有一家顶尖芯片公司叫做高通，这家公司每年就算什么事都不干，光是收取专利费就能赚的盆满钵溢，所有手机厂商每卖一部手机都得给高通钱，因为他掌握着3G、4G手机通讯的大量专利，光是苹果每年就要给他几十亿美元的保护费，华为稍微少一些，但也要5亿美元左右。

这就是科技和教育的差距，虽然我们很勤奋，但有些差距不是光靠一时的努力就能填平的。我只能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能够缩小这个差距。我更希望，通过我们对子女的教育，能够在他们这一代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我特别喜欢周总理年轻时提的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希望华为能够挺过这次难关，也希望我们十年面壁能够换来民族的强大和复兴，不要再遭受别的国家的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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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利欧在《债务危机》这本书中，总结了过去100年间的主要债务危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债务大周期模型，并讨论了化解各类债务危机的要素条件。达利欧认为，债务周期主要可以分为“通缩性债务周期”和“通胀性债务周期”，主要取决于泡沫破裂时的物价指数是通胀还是通缩。同时，他认为，债务危机化解的关键是决策者将坏账损失进行跨时间和跨利益主体分摊，而决策者是否有能力这么做取决于：（1）决策者是否能保持债务计价货币的币值稳定；（2）决策者是否能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施加影响。《债务危机》的出版是恰逢其时的。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的学者和监管方都致力于剖析危机爆发的根由，同时也有许多人试图将次贷危机同历史上爆发的危机进行对比，试图更全面地理解其发生的原因。该书对历史上爆发的债务危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对债务危机的起因、流程和化解都提出了有深度的见解，其对于学术界和监管部门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达利欧对于债务周期或债务危机的分类是有其科学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利欧是从危机爆发时的核心经济表象特征来进行分类的，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危机爆发的根由出发，对债务危机进行分类。事实上，通缩性债务危机可以理解为私人部门信用危机，银行惜贷和私人信用的萎缩带来通缩；而通胀性债务危机可以理解为ZF部门信用危机（或者货币信用危机），货币大幅贬值，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激增，进口成本激增，推动通胀率的不断上扬。《债务危机》的三个重大案例中，德国的债务危机（1918—1924年）属于ZF部门信用危机，而美国债务危机（1928—1937年）和美国次贷危机（2007—2011年）则属于私人部门信用危机。

按照信用危机出现的部门来划分危机，好处是危机爆发后的应对措施会更加清晰。如果是ZF部门信用出了问题，获得他国或者国际组织的支持，减免外债、增加出口、吸引资本流入、增加外汇储备、保持汇率稳定，是首要任务，而简单的增加货币供给则只会带来通胀，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是私人部门信用出现了问题，那么为私人部门提供流动性和担保、补充抵押品等措施就比较恰当了，而简单地增加货币供给则只会增加体系内的支付流动性，而无法扩张社会的信用规模，很难解决问题。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采取的扭曲操作是一个经典之作：央行用短期国债置换市场中的长期国债，货币供给总量并没有改变，而短期国债是银行拆借时更为常用的抵押品，因而改善了银行间信用的扩张。值得注意的是，ZF部门信用危机和私人部门信用危机爆发后，简单的货币供给增加都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债务危机，但却是监管方常用的手段。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带来的财富再分配可能是其主要的目标结果，而对于危机的化解则未必直接有效。《债务危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当前的债务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改革开放40年来，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通过国家信誉担保，有效动员民间资金，以金融的稳定，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社会信用体系中，市场信用基础结构薄弱，而以ZF为主体的信用体系有局限性，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由于有ZF的信用支撑，银行的信息生产不充分，尽管降低了负债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也可能带来了过度负债，资源配置就不合理了。

更重要的是，一旦ZF收回信用背书，信息不敏感债务会变成信息敏感债务，许多企业的信用状况就会恶化，而由于原有的信息生产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变得格外突出，由于缺乏对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充分了解，金融机构就会停止对这些企业的贷款，从而带来整个社会企业信用的萎缩，形成私人部门信用危机。因此，短期来看，ZF信用背书收缩会带来金融体系的信用快速萎缩，触发债务危机，增加货币供给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成立更为市场化的ZF担保公司可能是一个较为缓和的手段。当然，长期来看，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大数据征信的发展、公民信用意识的改善，社会信用体系会不断优化。《债务危机》对于我们理解一国化解债务危机的能力也是有帮助的。达利欧提到，危机化解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决策人对于坏账损失是否能实现跨时间和跨利益主体分摊。在中国，ZF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绝对主导权以及对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巨大影响，有助于其实现坏账损失的跨时间和跨利益主体分摊。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ZF处理银行体系坏账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以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了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人民银行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特别贷款事实上是用通胀消化了部分坏账，而财政部对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的担保事实上是用税收消化了部分坏账。

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也许是，一国私人部门和ZF部门的负债能力该如何确定？《债务危机》没有直接涉及这个问题，但一国负债能力显然会受到该国化解债务危机能力的影响。然而，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ZF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收入和资产。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ZF不仅具备税收、发债的能力，还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股权、国有土地、矿山、森林、湖泊等国有资产，这些都是ZF信用的基础，决定了中国ZF的负债能力会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这也同样限制了私人部门可用于作为抵押的资产，从而限制了私人部门的负债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ZF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就不足为奇了，否则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融资，而这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独特之处。也许我们不应该考虑是否缩减ZF为企业提供的信用背书，而更应该考虑如何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确保ZF信用背书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