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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间接融资市场定位混乱
监管已经意识到商业银行体系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重要性，但从当前的政策态度看，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要求似乎有些定位混乱。
2019年年初以来，监管不断向国有大行施压，例如要求国有大行2019年普惠型小微贷款增速不得低于30%，国有大行小微企业贷款综合成本要较去年下降1个百分点。
政策上，除原有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两增两控”目标，即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得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的要求外，新增加了针对小微企业的所谓“一二五”指导目标，要求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中小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争取3年后，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受监管态度影响，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都制定了激进的小微、民营贷款投放计划。以规模最大的工商银行为例，根据工行行长在2018年业绩发布会上披露数据，工行全年将力争实现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1000亿以上，而工行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已经完成了接近一半的目标。
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分化，根据央行披露数据，七家大型国有银行占据了全行业51%的总资产规模。
但从整体上看，大型国有银行不是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的主体，截至2018年底，全行业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中，来自城商行和农商行的投放比例分别达到24.8%和27.6%。
历史上看，大型国有银行的特长通常在于对公信贷的投放，而城商行、农商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人员通常更加熟悉本地经济与小微/民营企业情况，也能够更好地实现风险定价，这与对这些区域性银行服务当地经济的定位是相一致的，只有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事儿，才能够实现金融资源投放上的精细化管理，才符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深化？
我们看到，中国高层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政策，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概念的落地，其中科创板的推出作为近年来最重要的资本市场改革举措之一，值得格外关注。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表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科创板将主要面向符合国家战略、掌握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优质企业，并不会接纳产能过剩、高污染行业，以及金融、地产等传统“老经济”企业上市。
科创板最重要的变革在于放松了上交所和深交所现存的对于拟上市企业盈利能力的严格要求，综合考察净利润、收入、市值、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对拟上市企业的要求将更为宽容，也将有利于尚未盈利的新经济企业走向资本市场。而在发行审核制度上，科创板将率先进行注册制试点改革。
整体看，科创板肩负着为中国新经济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的重要职责，也将成为建立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里程碑式事件。目前看，科创板的推出进程超出市场预期，根据上交所披露数据，科创板申报企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等产业。
我们认为，科创板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改革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步，将有助于股本融资在全社会融资体系占比的提升。但同时，为全面提升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解决当前中国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的六大问题，仍然有如下举措可以多管齐下:
S1. 给予专业服务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机构更大的政策支持
目前看，城商行、农商行是最适合进行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投放的专业金融中介，对于此类机构，监管应当在资本管理和考核标准上更加宽松，例如当前中国中小型银行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1.5%，仍然显著高于海外同业，存在降低的空间，监管可以通过进一步面向民营和小微金融的定向降准，提升这些区域性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
此外，也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形式定向注入流动性，例如可以通过近期创设的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为小微和民营贷款注资。监管机构还应当对此类贷款给予税收和利率上的进一步优惠。
但同时应当注意，对于小微民营贷款，政策制定者不能搞“运动式”的大干快上，例如鼓励并不具备此类信贷投放经验的大型国有大行放贷；再例如为此类贷款的收益率水平设置人为上限，这都是与金融资源投放的市场化规律相违背的，最终结果往往会引发更大的资产质量问题。
S2. 适当松绑监管，鼓励金融机构混业经营
科创板等政策能够较好地提升股本融资的占比，但需要注意的是，科创板将推行保荐机构的跟投制度，以完善保荐机构的风控要求。这一要求直接将投资银行业务转化成重资本业务，而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商业银行业的资本实力远强于证券公司，截至2018年底，中国商业银行业合计资本净额为证券行业的12倍。如果适当放松混业监管要求，允许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则有望凭借强大的资本优势，快速做大直接融资规模。
此外，从历史经验看，金融行业的分业和混业经营存在跨市场的竞争效应，即如果海外金融机构开始采用混业经营模式，而中国坚持采用分业经营模式，则有可能在金融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丧失本土金融机构的优势。从美国情况看，特朗普就任以来多次表达了对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不满，2018年5月，特朗普签署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放松对中小银行的监管压力，随着美国金融行业重回混业经营的道路，中国需要对当前金融机构的严格分业监管适当松绑。
S3. 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帮助小微和民营企业更好地债务融资
高收益债券通常是指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或者无评级的债券，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高收益债券市场，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随着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涌现出大量的新兴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倾向于通过较高成本债务融资的方式进行筹资。而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创新了高收益债券的信用分析体系和风险管理工具，例如由摩根大通银行首创的CDS，随后发展成为非常成熟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
从整体上看，美国的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
高收益债券同样能够帮助中国做大债务资本融资市场。2012年开始，上交所、深交所推出了中小企业私募债，以试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随后由于流动性欠佳、发行企业资质较差等问题，发展不尽如人意。
2015年随着公司债发行主体的扩大，中小企业私募债逐步退出历史舞台。2018年10月，国常会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通过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改善市场风险偏好，从而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S4. 监管到位前提下，支持P2P等新兴金融行业发展
在宏观经济的下行期，以P2P为代表的新兴金融行业在2018年前三季度风险集中暴露，大量P2P平台倒闭、停业。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此前监管的缺位，对于P2P等金融创新，不能一棍子打死，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的小微企业与个人信贷的边界相对模糊，例如一个小企业主往往既可以选择以小微企业作为信用主体融资，也可以选择以个人作为信用主体融资。支持这些新兴金融行业的发展，也能较好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但须特别注意这些新兴金融行业的监管，例如应当建立P2P行业的多头借贷监管体系，以防范共债造成的传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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