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读《资本财富论》有感：
中国的崛起奇迹是所有发展中国家追寻的楷模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诚然，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已经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贫困，另一方面带领中国人民正在迈向富强。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得人心，取得举世瞩目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逐步体现出大国的国际形象，并且对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崛起奇迹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追寻的楷模。改革开放理论为什么能够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在刘德著作的《资本财富论》中有深刻地论述。
有一段历史我们不曾忘记，有一片疾病曾经痛切心扉，有一种沉痛曾经刻骨铭心。在共产化过程中，在“共产风”的淫威下，人们的财产被白凭无辜地卷走，从而使人们埋怨、恐惧、咒骂，甚至暴乱等，阿德在这里把这种现象叫做“共产恐惧症”。只有实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人们的财产才能得到保障，才能彻底地根除“共产恐惧症”。只有根除了痼疾，人们才能理所当然不知疲倦地创造财富，人们的创造力才能发挥出来，达到发展生产力目的。可见，改革开放理论丢弃了“共产恐惧症”，根除了痼疾，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障人们的财产不受侵犯，平稳了人们的恐惧，维护社会稳定，从而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挥之不去的“共产恐惧症”
“共产恐惧症”来源于共产过程，来源于野蛮抢劫和疯狂掠夺。也就是说，“共产恐惧症”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或者说，“共产恐惧症”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与之俱来的。最典型例子有：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中国的人民公社等。
１９１８年夏，协约国帝国主义与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联合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苏俄大约３／４的国土，致使国内最重要的粮食和燃料来源被切断，４０％的工厂因缺乏燃料而停工、停产，交通运输几近瘫痪，人民忍饥挨饿，苏维埃政权抵御侵略的物质后盾极其匮乏、脆弱，形势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决定把国内一切工作都纳入战时轨道，制定并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基本内容有：
（一）、国内贸易国有化。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１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组织一切产品、个人消费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应》的法令，规定：一切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取代私商。国家继粮食垄断制之后，这时开始对糖、茶、盐、火柴、布匹、鞋、肥皂等实行国家垄断。
（二）、余粮收集制。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１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国家在出产谷物的省份征粮办法》的命令，在全国各地实行了谷物和饲料的余粮收集制。征收数额由粮食部根据收成情况规定，原则是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不按期完成的，其储粮一经发现，当即没收。涉及到各种农产品。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工会派出征粮队收集农产品时，付给农民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少量工业品。由于通货膨胀，农民交出的产品几乎是无偿的。
（三）、产品配给制。一切非农业人口都必须加入消费合作社（一度称消费公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种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但其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 １９２０年开始逐渐改为免费供应，使工资实物化，货币工资失去实际意义。
（四）、劳动义务制。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并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强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会工作，而不论其担任何种经常性工作。
5、全部工业国有化。国家几乎对所有工业也宣布实行国有化，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管理。“战时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迫于战争和经济严重困难而实行的政策，在当时条件下,它保证了军民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对于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起了巨大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都要“共产”一下，通过“共产化”才能够达到共产，才是名不副实的“共产主义”。阿德看来这也许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地吧！无独有偶，有“战时共产主义”，就有“战后共产主义”。“战后共产主义”发生在中国，以“人民公社”的形式亮相人类社会历史舞台。
1958年中国5亿农民拉开人民公社序幕。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主要特征。这个“公”其实就是将原来的农业社和农业社中的社员的生产资料与财产无代价地归公社所有，人民公社取代了农业社，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劳作，统一分配。于是，小村并大村，小社并大社时，社员只准带生产工具、衣服被褥等来公社，其他一律不准带。社员的房屋，公社可以无偿征用；社员的家庭生活用具，包括桌、椅、板凳、床铺、箱、柜等等，公社如有需要，可以用各种名义占有；社员原有的自留地、荒闲地、苇地、房基宅地应交公社所有；有的公社还占有社员的家畜家禽；公社办工厂没有资金，就动员社员“投资”等。总之，公社需要什么，就会号召社员发扬共产主义觉悟，就会从原农业社和社员家庭调什么。这样一来，除人以外的物品和财产几乎都变成了共有的，都可以以公社的名义被占有。
可见，“共产”的本质就是农业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也被清除，等于是穷队“共”富队的“产”，贫穷的社员“共”较富裕的社员的“产”。毛泽东为广大劳苦大众过上“共产”的生活而殚精竭虑，终于建成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共产”了一段时间后就永远打佯了。后来在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共产风”的特点作了高度概括。“共产”就是共富，即共同富裕，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下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无论是“战时共产主义”还是“战后共产主义”都是野蛮搜刮和残酷掠夺。在“共产风”的淫威下，人们的财产被白凭无辜地卷走，从而使人们埋怨、恐惧、咒骂，甚至暴乱等，阿德在这里把这种现象叫做“共产恐惧症”。共产恐惧症出自刘德著作的《资本财富论》。
“共产风”对于富人来说是一场万劫不复的“恶梦”，但对于穷人来说是一场梦寐以求的礼遇。在“共产风”地庇护下一些戴着“共产党”面具的“无产阶级”，光明正大地占有富人和有产阶级的财产，从而使得这些“无产阶级”一夜之间变成“有产阶级”。阿德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对所有的“无产阶级”有着不可抗拒力量的缘故吧！“一夜暴发”的神话把黑暗困苦中的人们激励得斗志昂扬，阿德在这里把这种现象叫做“共产兴奋症”。
二、“共产恐惧症”贻害无穷：苏联解体的本质原因
（一）、“共产过程”是野蛮搜刮和残酷掠夺，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运动规律。
共产过程实质就是不择手段积累和肆无忌惮抢劫，这种积累财富的手段严重违背了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规律。无中生有的积累，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违背了能力的转化和传递规律——财富规律。从而挫伤了劳动人们的积极性，导致经济迅速滑坡，致使士兵和农民暴乱。这些惩罚就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
（二）、穷人拥护社会主义，越社会主义越好；富人拥护资本主义，越资本主义越好。
人总是为得而喜，为失为忧。在历史变革事件中，总有人欢喜有人忧。在“共产化”的过程中，富人总是站在被宰割的位置，穷人则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可见，“共产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两面性。穷人拥护社会主义，穷人靠社会主义社会捞油水，越社会主义越好；富人拥护资本主义，富人靠资本主义社会捞油水，越资本主义越好。
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公众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1991年5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一千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由此可见，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与苏联公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之所以称之为“精英集团”，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时期的演化，已经兑变成不能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的有产阶级了。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可见，“共产恐惧症”是有产阶级挥之不去的恶梦，多数人选择市场经济就是这个恶梦在作祟。
（三）、苏联解体：是苏共自我蜕变，是自上而下的集体背叛，是市场经济优越于斯大林模式，是有产阶级选择了市场经济，也是“共产恐惧症”贻害无穷。
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说的是讲道理，那么这里讲的就是摆事实。
随着时间地推移，在社会的分化作用下，苏联逐步产生有产阶级。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其中包括官僚特权阶层、经济领导人、知识分子等就是有产阶级的主体。具体地说，20世纪 80年代末，这个有产阶级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从而改变国家制度，改变游戏规则。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来自共产恐惧症。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可见，苏共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即是有产阶级“自我政变”，源于“共产恐惧症”。
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在剧变后的俄罗斯，那些掌权的政治精英和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大都就是苏联时期的各级干部。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资料来源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可见，社会主义对应斯大林模式，资本主义对应市场经济体制。有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允许存在甚至是被消灭的对象，有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够茁壮成长。苏联的解体是苏联有产阶级的选择，不是广大公众的选择。
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医治“共产恐惧症”的灵丹妙药
对“共产兴奋症”和“共产恐惧症”的深刻认识，有利于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利于穷人和富人长久和睦相处，和谐发展，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诚惶诚恐地过着日子。“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口号满天飞。富一个，砍一个；发一个，倒一个。在“共产风”的吹拂下，出现了“干多干少，一样吃饱；干不干，三餐饭”。 可见，这样一来，严重地桎梏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共产风”挫伤劳动人们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财富的创造。在人民公社里，“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就是“共产恐惧症”的症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医治“共产恐惧症”的灵丹妙药。改革开放后，实施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富豪们肆无忌惮地冒了出来，发展才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就是保障了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就是允许贫富差距，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得到合理的保护。“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后，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通过辛勤的努力，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医治“共产恐惧症”的灵丹妙药。
综上所述，只有实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只有允许贫富差距，只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样才能彻底地根除“共产恐惧症”痼疾。只有根除了“共产恐惧症”，只有唤醒了人性的欲望，人们的创造力才能发挥出来。只有根除了“共产恐惧症”，人们才能理所当然不知疲倦地创造财富，从而达到发展生产力地目的。也只有根除了“共产恐惧症”，富人们才不会惶惶不可终日，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