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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苍然，层林尽霜，已至暮秋的贵州安顺，更见萧肃。
平静假象下难掩炮火纷飞，1944年，侵华日军已经攻进贵州腹地，人人自危。彼时，刚刚出生的任正非尚且不知命运几何，殊不知伏笔早已写就，冥冥之中，仿佛一种宿命般的无解，危险与苦难，始终与任正非如影随形。
从籍籍无名到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从超越北电朗讯阿尔卡特到斩落诺基亚、爱立信，力压思科；从遭遇美国恶意“封杀”，到提前登场5G，绝地反击，任正非经历过无数次至暗时刻，然黄沙百战穿金甲，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时代的洪流中，任正非总能扼住命运的喉咙， 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强大到令人生畏。
《时代周刊》曾这样评价他：“任正非是一个为了观念而战斗的硬汉。”回溯任正非的大半生，你能在他身上看到很明显的个人烙印，如果说极度贫寒与动荡造就了任正非坚毅无比的性格，少年时期形成的人生观则塑造了任正非的领袖品格。
可以说，这段贵州经历，正是任正非日后纵横天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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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任正非是家中长子，身后还有6个弟妹。贵州本就地贫少田，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更是雪上加霜，仅靠任正非父母微薄的教师薪水，只能勉力维持，饥饿因此成了常态，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任正非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活下去”的理念深植华为血脉。大陆市场经济理论之父吴敬琏在参访华为时曾问及其战略方法，任正非回答：“华为没有战略，如果说有战略的话，那就是活下去。”即便后来华为发展为通讯巨擘，任正非的追求依然如初：“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我只想活下去。”
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是任正非人生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生活维艰，但父母却坚持让每个孩子都读书，宁可四处奔走借钱，在地炕里做三餐，受尽白眼冷言，亦未动摇。
对知识数十年如一日的重视和追求，让任正非能够始终保持清醒与冷静，有人曾在飞机上偶遇已逾古稀的任正非，发现其还在学习英语。任正非也曾在多个场合疾呼教育兴国，仅在实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1997年，华为就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此后年年递增。
生存的艰难足以让很多人尚未成年，就被磨灭了所有的想象与激情。于不幸中，任正非又是“幸运”的，父母虽未着意引导，但其处世哲学和言行态度，却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影响着任正非的格局抱负，支撑着他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1958年，任正非顺利考上都匀一中，这是当时贵州省仅有的6所重点中学之一。还来不及稍作喘息，“三年大饥荒”很快蔓延全国，饿殍遍野。
和国内的严峻形势相比，国际形势更为棘手。这一年，在中国仍然受到美国“封锁”的情况下，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并停止供应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同一时期，台海危机爆发，硝烟弥漫。
时局变幻牵动着每一个人，经历过那样“特殊”的年代，任正非无时不在的危机感或许正源于此。2000年，华为销售额超过200亿，任正非跃升至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没有庆典，任正非大谈“华为的冬天”：“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我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只有危机感，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我们可否研讨一下如何迎接危机。”
高考前，在家中复习的任正非经常饿得头晕眼花，为了集中精力，任正非只能用米糠掺和菜烙成饼吃，其味苦涩粗糙，难以下咽。将一切看在眼里的任母，为了让任正非安心备考，硬是每天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小玉米饼拿给任正非，“是父母的无私牺牲成全了我。”在任正非心中，父母之举，意义远不止恩重如山。
1962年，任正非被贵州大学物理系录取，但志存高远的任正非在半年后退学重考。然而，当时的政治风向已悄然改变，阴差阳错下，任正非只能选择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暖通专业。
临行前，任母递上两件新做的衬衣，面对曾经的梦寐以求，任正非却迟迟不愿接过。任正非清楚，每人每年仅0.5米的布票，自己的得到，意味着全家的失去。
承载着父母兄妹的厚望，就在任正非意欲“改写命运”之际，更大的厄运笼罩而来。
2万里云天任驰骋,鹰击长空正当时。
1966年红五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一片狂热与紧张之下，尽管母亲在信中避而不谈，但任正非还是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感。千里之外的贵州家乡，由于曾在国民党兵工厂工作的经历，任父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受尽折辱。而由于操劳过度，任母不幸患上肺结核。
得知真相的任正非连夜扒上一辆火车，为了小心行事，任正非不敢直接在在终点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来，步行十几里，半夜摸黑到家。
担心任正非受到牵连，父母要求任正非即刻回去。任父语重心长地劝诫任正非：“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并将自己仅有的一双皮鞋让给了任正非。
任正非将这句话谨记于心。返校后，任正非仿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武陵中人，埋头苦读，不仅自学完全部的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课程，还精读了许多逻辑学、哲学方面的书籍，甚至熟练掌握了三门外语。
就在别人整天闹革命的时候，任正非已准备好了人生的第二次腾跃，封闭的大门即将打开，机会悄然而至。
1968年，新成立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征召大学生入伍，因缘际会下，专业对口的任正非穿上了“军装”。入伍后不久，国家决定在贵州安顺建造一个航空工业基地，代号001，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任正非再度回到了家乡。
条件比想象中恶劣百倍，数十平方公里的施工现场，尽是黄沙，部队只得全部睡在草地上，不少人因此关节变形，落下病根。直到临近隆冬，方在工厂拨款下建起一批土坯房，但因物力有限，这种房子，既不抗冻，也不防风，最低时温度可达到零下28度。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吃着最大的苦的同时，任正非得以接触到大量先进技术，这也正是任正非学习西方技术、经验的开端，专业过硬的任正非，很快展现出深厚的科学素养。
1977年，33岁的任正非研发出中国第一台 “空气压力天平”，一举填补了我国仪表工业的一项空白，任正非的事迹被广为报道。
1978年，任正非作为解放军科学家代表之一，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35岁以下者仅150余人。
荣誉接踵而来，但任正非并不为意：“那时我一下成了奖励暴发户，以前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但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我又分给了大家。”
正是这份淡泊，使得任正非能够做到旁人所不能的“舍得”。早在90年代，华为就给员工开出了六千元的工资，此后，任正非更将98.6%的股权悉数分放，使华为员工成为中国收入最高员工群体之一，也正是这支“狼性团队”，铸就了华为的霸主地位。
1983年，任正非贡献了15年青春的基建工程兵部队被成建制裁撤。祸不单行，被迫转业的任正非因为缺乏经商经验，导致公司损失200多万货款而被除名。
人生跌至谷底后，1987年，绝不低头的任正非正式下海，东拼西凑了2万元，注册了“华为”公司，误打误撞地进入了电信行业，在这个全球力量竞争最激烈的角力场，开始了漫漫征途。
华为后来的故事，人尽皆知。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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