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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进化论”与“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培养了一种观察世界的破坏性视角，对人心造成了持久的损伤。作为政治运动形式的阶级斗争虽然过去了，但认知方式遗留了下来…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和一味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都可能是它的化身。
经济观察报：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对晚清以来的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借助“天”、“公理”等概念来进一步解释比附历史进化的趋势与影响。这背后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怎样的世界观与想象？时至今日，国人对于现实政治的想象与判断仍然依赖“社会达尔文主义”（热爱暴力与强权、强调丛林法则、优胜劣汰）作为凭借与坐标，为什么中国近代以来“进化论”对于国人有着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王东杰：简单地说，“进化论”是我们付出了极大代价学到的东西，舍不得丢啊。这跟民族主义一样。好容易学到的“拳法”，就跟周作人讲的，清末一帮留学生，到日本去，就是去偷拳的，学人家怎样迅速“富强”。法宝到手，从此光明，当然得“子子孙孙，永宝其用”。当然我不是说，因为洋人已经开始在批判社会进化论，我们也要跟着把它丢掉。可是，也不妨好好想一想，西方人这些年对进化论的批判，有没有道理？进化论对20世纪以来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哪些？
不过，也有不同的“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其中一种，也有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提倡互助的进化论。“进化论”的关键不在于它带来了冲突和竞争，而是固化了一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观。不过这里可以暂时不管。具体到您所说的，今天很多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想象力对强权和丛林法则的崇尚（顺便说一句，这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取向完全是背道而驰，却是很多自以为热爱中国的人的思想底色），也不仅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的，阶级斗争对人伦和道德的破坏，也不能低估。
今天有人将道德沦丧归结为市场经济的结果，完全是倒果为因。阶级斗争培养了一种观察世界的破坏性视角，对人心造成了持久的损伤。作为政治运动形式的阶级斗争虽然过去了，但认知方式遗留了下来，而它可以和任何一种东西结合，无论市场还是国族。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和一味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都可能是它的化身。
另一个原因与历史记忆有关。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叙事之上。我们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当然是事实，决不能被遗忘；不过，我们也该知道，历史还有更丰富的面相：我们寻求自主自立，学习和他人和平相处，开阔自己的心胸和视野，也都是近代的一部分。它们都和受辱的经历有关，但如果刻意地将它们简化为一部屈辱史，那只能使自己的心灵日益窄化和僵化，弱肉强食恐怕是我们从中所能得到的唯一教训，也许还有人盼望有一天将自己曾经受到的屈辱再施于他人。这和过去我们寄托在“天下”、“天理”及近代寻求的“公理”概念中的心态截然相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天地境界也许永远只是个理想，从来没有变成过现实，但有这个理想和抛弃这个理想，我们的现实必然随之各异。
（www.earm.cn/田成杰整理，2019-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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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激进与传统继续纠缠：在五四的延长线上》，作者：朱天元，载《经济观察报》2019年4月29日。本文受访者为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历史·声音·学问》一书（东方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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