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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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权衡的论证如下：人们在确保其有价值的资源以及社会机会方面有着不同的天赋、技能和能力。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ZF将从一些人（具有优势的人）那里取走一些资源和地位，以便将这些东西给予其他人（不具备优势的人）。这样一种转移资源和地位的做法会干预具有优势的人的行为自由。这样的结论只能来自一个自由的消极概念。这个概念将自由界定为不受约束。
• 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将自由看作具备意义的选择，并将这样的选择付诸实施。按照这种积极的自由概念，随着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控制能力的提升，他们的自由也会扩展。控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人们可加控制的事情和问题的范围；第二个方面涉及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方面的资源，人们拥有这些东西才会面对各种不同的选择，并去实现自己的意愿。
• 将自由理解为控制的概念会带来一种与关于伤害的性质的概念很不一样的问题。积极的自由概念的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是，在有效实现自己的选择的过程中必需哪些资源，或者哪些资源是有助的。这些资源中也包括了政治权利（主动的权利），如投票权以及参与有关学校、工会或企业建立的决策；还有一些较为具有防卫性的权利，诸如保护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不接受没有理由的研究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一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源越是多，他就越是可以考虑除了生存安全以外的问题）；拥有知识的权利（因为知识可以帮助人们设想出解决他们问题的各种办法）。
• 按照积极的自由概念，权力、财富和知识是自由的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看，自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拥有更多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人要比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有更多的自由。与此相对比，按照消极的自由概念，自由常常被理解为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 自由被看作是一块空间或者一块领土，个体居住在其中。围绕着这块空间或领土有一堵围墙，防止他人的侵入。一旦围墙被打破，自由也就被破坏了。当然也可以从消极自由概念的意义上来考虑自由的程度。人的行为越是少被干预，他的自由也就越多。但是，相信可以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权衡的人一般把对人们获得财产的任何干预都看作是对自由的破坏，而不问遭到限制的活动有多重要或者有多少活动遭到了限制。
• 假如将自由看作是对被严重关注的物质作出选择的能力，那么，在权力、财富和知识方面的不平等同样会带来自由方面的不平等。一个使自由最大化的社会应该是那种让每一个人自由的前提条件平等化的社会，这些前提条件包括权力、财富和知识。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民主社会显然是不存在的（或许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对于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由的人来说，这样的理想是值得追求的。
• 积极的自由概念将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联系起来了。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就是不受任何他人强制。
• 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自己生理或心智上的限制，更不要说家庭和共同体的资源和机会的限制了。这些东西应该被看作是既定的，就好比天气是既定的一样。一场暴风雪让我的计划落空，这不能被看作对我的自由的限制。那些从积极意义上来解释自由的人将一系列人的控制看作是具有弹性和具有延展性的。当然，对于权力、财富和知识的分配是由社会建立的一套分配制度的结果；同样地，诸如智力、技能、天赋以及良好的健康也被看作社会分配制度的结果。对于后者当然还是有争议的。如一些残障权利运动的领袖所指出的，就好比建筑设计的产品会出问题一样，残疾也是人的解剖和生理上的有缺陷的产品。造成对个体自由干预的社会机制远比在消极自由观中蕴涵的那种由个体造成的伤害复杂得多。
• 按照积极的自由概念，核心的问题不是这类应该得到防止的伤害，而是对处于人的社会创造物中个体自由的限制。所以，当人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对有关问题具备了更大的控制能力的时候，个体自由的范围也就得到了扩大。
  

• 在传统的政策分析的教科书中，还有在较为大型的理性项目中，对于政策问题的界定也就是说明在政策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按照这样的理论，对于政策问题界定的过程也就是观察和计算的过程，即对政策目标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异加以测度。
• 在城邦中不存在固定的目标，也不存在固定的状态。由于对于抽象的政策目标人们有着不同而相互竞争的理论，他们也就会对公共政策的理解产生不同的争议。他们可能会实施一项政策来满足一个政策目标，而实际仅仅是为了借此实现另一个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 平等的理想可以带来多种不同的分配。效率是一种可经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解释来予以修正的一种标准。安全包括了各种复杂的需求，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又会变化生出一些新的需求。
• 有些人将自由理解为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活动，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还有一些人将自由理解为对于自己的生活与福利的控制，这就成了一种永不停息的追求。政策目标因而也就成了模糊、矛盾和变幻的了。现实情况同样是不稳定的。随着人们对于现实情况的解释标准的不同，现实情况也会看来很不相同。
• 在城邦中，对于政策问题的界定却绝不仅仅是先确定政策目标，然后再测度我们与这样的目标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政策问题界定的过程是对有关情况作战略性再现的过程。
• 说政策问题的界定是对实际情况再现的过程，是因为，对于实际情况的每一种描述都是从许多观点中的一种出发来进行描绘。
• 说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战略性，是因为社会群体、个体以及ZF机构都会自觉地、有意识地对所描述的现实加以渲染，以便能够推行他们所乐于见到的行动过程。
• 人们的不满并不是像在温度计上显示出来的数字上下波动，而是通过整治过程中的一些主张体现出来的。所以，对于一个政策问题的表述必须要构造得能够将大多数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让反对者处于不利的地位。
• 涉及界定和描述政策问题的语言类型有：象征、数字、原因、利益以及决策。
• “象征”：通常与故事陈述相关而不是与政策分析相关的词语，或者更具体说是一些文学的表达。这里引进了故事的概念——那种有着英雄、恶棍以及胜利的凯旋这类情节的良好、古典的故事。就像是口头的散文，我们都知道的故事的语言。但是，这儿的语言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政治的话语中。对此，我们通常还并不知晓其存在。故事在政治中是十分有用的，因为故事的戏剧性可以起到激发情感的作用，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起到蒙蔽的作用。政策界定的每一种语言，甚至数字的语言，都是制造故事的。
• “数字”是关于计算的语言。但是，数字语言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就如语言的象征意义一样大。计算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比喻，因为计算要求对一些事物在一些重要方面的类似性做出判断。计算被用于清晰的故事的构造，不过，计算和测度同样也会制造出含义隐晦的故事。
• 象征与数字，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语言，对于其他每一种界定问题的框架都具有基础的作用。
• “原因”是一种关于动因、效果以及责任的语言。更一般地来讲，关于原因的故事也就是关于起源的故事，是关于问题如何产生的故事。每一种关于起源的故事都蕴含着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了解我们如何来找到问题的动因而可以使我们知道如何从一堆乱麻中摆脱出来。原因的故事也是有关控制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确定责任和过失，从而判定肇事者和受伤害者各自的道德地位。在当代社会中，计算和统计是使原因的故事具有权威性的最为重要的工具。
• 人们在通常的话语中最愿意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是所谓“利益”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政策问题被表述为在不同利益之间的一场竞争。在这儿将采用英雄与恶棍的故事，不过，这里将表述为在善（但是弱的利益）与恶（但是强的利益）之间的一种竞争。在这些故事中蕴涵的还是对于力量的度量。
• “决策”构成了理性决定的框架。这一框架主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在这样的框架中，英雄被塑造成了一名决策者，在复杂而混乱的丛林中徘徊。这位英雄清晰地通过使用数字来计算不同途径的成本和收益，从而走出了这片丛林。将政策问题称为一个理性决策的模型，也就是将它描述成可以导致最佳选择的唯一途径。
• 关于政策问题的界定不存在普遍的、科学的或者客观的方法。政策问题是在政治中得到界定的，政治的行为者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者语言来对政策问题予以界定。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都可以成为道德冲突的处所，可以成为表达道德价值的工具。但是，不存在可以产生在道德上正确答案的那种具有普遍性的界定政策问题的技术语言。要能够流畅地应用这些语言，就需要学会从多个角度来观察政策问题，要去确定对于那些在政治定义中通常并不清晰地表达的事实和价值的假定。
• 学会驾驭这些语言的目的并不是要找到某种世界语言或某种公式，希望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如何将这些不同的视野融合起来，以便达到对政策问题的最佳、最精确的定义。然而，具备了这些不同的视野，我们就可以达到对政策问题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不同定义推销的那些价值和利益会变得更加全面、更加自觉和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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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的限制 实际情况 政策分析 象征意义 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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