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搞的“学伴计划”其实很不贴谱:一是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朋友圈,首先是他自身发展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多元化的和多样性的,这里面本质上包含着一种很难形成一致的“理性选择”。理性堪称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了理论的基本走向。从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中的讨论来看,主流的观点将理性都视为一种经济理性。但这种主流的观点之中,仍然存在着各种相接而又彼此相区别的定义(阿玛蒂亚·森 《理性与自由》)。二是主流经济学长期坚持的偏好的“理性”最常见的假设就是“经济人”的假设,现在已经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基础。阿玛蒂亚·森认为,这种观点仍存在深刻的局限性。偏好的多义性对于社会选择理论的意义。社会选择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偏好。但偏好具有多种解释。比如判断、价值、选择、愉快的感觉等等。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如果在使用偏好这一术语时,试图将它同时指称所有这些不同的含义,却只会造成混乱。主流经济学文献通常把偏好同等于个人选择。同时又同等于最佳实现个人利益和最大化个人福利的动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体系。其结果是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个人就被模型化为一个“理性的白痴”(rational fool)。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和需求,其程度也各有不同。对知识认知和社会交往能力也是不同的,所以“学伴”的选择首先取决于自身的兴趣和欲望。就像华为那个能攻破解“2G升到3G”而不会找女朋友的俄罗斯小伙子和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如果你跟他们“谈生活”,肯定会得到“索然无味”的感觉,但如果话题进入他们的“学术境界”,那可就大不相同了。所以这“交往圈”通常都是特定的范畴。我们当然希望学生成为“大家”,但这个大家既然不是靠“拉郎配”就可以成就的。“大家”的产生本身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过程。这就是古人云“不拘一格降人才”。现代医学也证明自闭症的孩子往往会在某个学识方向具有很高的智商。尤其是在大学这个圈子里,每个学生其实都会在一个特定的圈子里找到自己的“学伴”。先生可以引导,但不能包办。尤其是不能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样“包办婚姻”。当然,从关心学生成长的角度鼓励学生之间的交往互助,但绝不等于可以用“计划经济”思维包办“捏面团”。
其实,校园里存在着各种社交圈子,遗憾的是“办公室里的先生”并不了解这圈子的林林总总,总喜欢搬出私塾先生的派头:“师如父母”——瞎操心。倒是民国年间真有那么几位学界长辈很钟情“校园里的学生圈甚至是师生圈”。其实正是这种交织在一起的“圈子”倒是了西南联大校园里的一景。杨振宁、李政道和陈省身一直提醒中国教育:“兴趣是第一位的”,但至今教育“引领者”既不遵循“不拘一格降人才”,也不去想“兴趣是第一位的”忠告,似乎他们的政绩观念总是沉浸在面包师傅习惯思维中——个个都一样。数年前,我们的城市曾出现过“满城铺满大石板”的造次,总认为那是从上海学来的“开放之举”。其实,山东的“共青团路”和“太白中路”一直都是穿城而过的主干道,与南京东路及其相交汇的中山东一路的整个外滩周边道路布局和作用截然不同。所以上海是成功之举,山东则终归只能“一时河东”还是回归“十年河西”。所以,山大鼓噪“学伴计划”倒不如鼓励“学生圈子”繁华素锦,只有这样留学生才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杏花村”。再说,学生本不应分“中与外”,成才才是教育的真谛。
为什么山大会搞出这种“学伴”幺蛾子并不奇怪。这些年来校园里的这种奇葩似的幺蛾子并不鲜见,过去有,今后也难说就没有了。这不,早先有位地方党校副校长说:“党有自身的利益”,明显与党强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悖;还有位“当代士大夫”“谏言”:“钢铁过剩怕什么,多造几条航母就行了”;龙永图曾提醒过:中国从来就没有把经济实力超越美国作为处理美国关系的前提。“中国不管在发展实力、个人素质还是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需要紧迫感和危机感来不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不是沾沾自喜。”据此,龙永图特别提醒学术界:“作为经济学家的误导,随意开口防空炮,实在有悖于学术道德”。张鸣先生说过:“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2013.8)。我能理解张先生心底里的这种痛楚:“当今的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了。学界贱,学者当然也贱。但是,身在其中的我,却不想自轻自贱。不贱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实话。上课说实话,写文章也说实话。今后只要活着,一直这样说,遭人烦,遭人厌,遭人恨,都说。没法子,生就这副骨头,这辈子,就这样了。”尽管学校都在讲“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但真正像钱钟书所说的“乡山老野素心人”现在是也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