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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发布以来，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如何借助数字科技来提升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已成为现阶段普惠金融领域的重要议题。
8月9日，京东金融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实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认为，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了数字普惠金融模式的形成，有助于解决普惠金融的“普”、“惠”、服务质量和可持续问题。
技术助推普惠金融效率提升与生态优化
近年来，以小微企业、农民等作为重点服务对象的普惠金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普惠金融业务覆盖率低、单户收益率低、风险控制难等问题一直存在。其原因在于，普惠金融目标群体数量多、规模小，在前期的客户信息收集阶段，传统金融机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又难以实现精准的客户营销；同时，传统金融产品服务流程繁琐，使得普惠金融业务中单户收益率较低，不少机构在业务拓展上有心无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峰会”上强调，必须深刻了解普惠金融的四个要义，即金融机构要以可承受的成本来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将金融服务提供给真正有需求的群体与个人，让其有尊严地获得。
《白皮书》认为，数字科技的运用不仅可以解决获客难题，而且可以通过信贷审批技术的优化以及风控能力的提升，降低机构的运营成本、提升单户收益率。更重要的是，数字科技不仅能够带来新的市场增量，拓宽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而且极大推动了行业生态的优化。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京东金融研究院院长孟昭莉表示，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改变了传统普惠金融的信贷逻辑，数字即信用的理念成为现实；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也降低了传统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
从数字农贷的模式来看，金融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能够改变传统信贷依靠抵押物的逻辑，并且优化农业产业的数字化管理水平。而从中小企业的融资来看，基于数字技术的全供应链金融方案也可以提升不同行业的供应链综合管理能力，未来还可与AR/VR及区块链技术有机结合，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务效率。
《白皮书》进一步表示，需要创新的不仅是数字科技，更包括科技应用于金融和产业经营的方式以及科技对市场空间的挖掘和行业生态的重塑，这是数字普惠金融“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必要前提。
数字化转型加速需防范次生风险
“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各行各业必须做出抉择，已经不是要不要数字化转型，而是如何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贺俊认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要和金融服务深度融合，以新的手段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白皮书》表示，金融机构的优势在于拥有相关业务的金融牌照和健全的网络体系，具备先天的获客优势；而金融科技公司的优势在于强大的技术实力和数据资源，具备降低服务成本和优化风险控制的优势。因此，双方的多层次、深入合作有助于短时间内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不过，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服务提升规模化、数字化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次生风险管理等，特别是次生风险需要机构加以高度重视。
《白皮书》强调，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包括了流动性风险、结算风险、操作风险、融资风险以及数据隐私保护风险，另外还面临技术性风险、平台风险等。数字金融带来的新型风险将与金融服务的固有风险交叉、叠加，加之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更新迭代较快，可能会形成多样化的金融风险。
在数字普惠金融时代，次生风险的出现也催生了对于普惠金融机构风险防控的新要求。谈及如何防范普惠金融的次生风险，孟昭莉认为，除了法律、政策等监管框架的完善之外，还可以考虑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创新监管模式。通过提高数据收集的范围、频率，减少监管盲区；运用信息收集、共享技术实现跨平台监管，使跨平台的数据互通透明化；合理利用远程技术加强金融从业人员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误判；全面综合征信评估系统、反欺诈系统、监控预警系统等数字金融风控体系信息，提前识别并打击个别风险，防止风险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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