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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学术出版：是我个人的快乐——走近“西方数学文化理念传播译丛”主编汪宇
[/td][/tr][tr][td]记者刘宏燕 摘自《教材周刊》200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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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3月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引进出版了“西方数学文化理念传播译丛”，其中，《西方文化中的数学》自去年3月出版以来，目前销售已逾万册，《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什么是数等》、《数学与知识的探求》分别于今年3月、5月出版，短短几个月销售量近万册，而《西方文化中的数等学》更是长期位居学术类图书畅销榜的前列，创造了学术类图书销售的新记录。日前，记者采访了该套丛书的主编汪宇先生，请他讲述成功策划“丛书”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记者：您策划“西方数学文化理念传播译丛”的初衷是什么?
汪字：事实上，对于做这个选题，我酝酿了很多年，我希望通过这样一套丛书的出版，表达我对数学本质的理解，以及我对国内误入歧途的数学教育的不安。在国内，教育体制存在问题是个不争的事实，大家对数学本质的认识存在偏差。数学沦为了算术．功利实用倾向和计算技能崇拜遮蔽了数学的本质精神。而数学本质上是非技术性的，数学与哲学同源，科学的精神体现在数学中，这一点在国内却长期被忽视。鉴于这样一种现状，我策划了这套丛书，提出一些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
记者：丛书中已经出版的四本，其论述角度完全不同，您在作者和主题的选择上有什么倾向?
汪宇：从整个丛书的策划来看，最初的选题涉及了二十多种，范围涵盖了从哲学、历史、文化等角度切入来关注数学本质和数学精神的方方面面。在作者的选择上，有两个克莱因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莫里斯·克莱因，‘他是个物理学家，却写了大量数学史、数学教育类著作，流传很广。而我本人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一个是费利克斯·克莱因，原国际数学教育学会主席，现代数学教育体系的奠基人。之所以会比较重视这两个克菜因，完全是根据对一些“问题”思考后作出的选择。一方面，以现实为出发点，“问题”来源于对目前国内数学教育实践的思考；男一方面，通过对大量国外文献的梳理，形成我个人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丛书中的每一本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我阅读和思考的副产品。
记者：如何看待这套丛书产生的影响。
汪宇：我不愿意去估计丛书的影响范围。写作者、策划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传播的对象可能有指向，但读者对象往往是很宽泛的。丛书的市场表现证明了这一点，也恰好印证了我的预期。当然，我还会继续提出问题，既然大家已经开始注意到问题。因此，有理由相信．思考也会一直延续下去。
记者：丛书的最新进展如何?
汪宇：因为前期策划酝酿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选题，我们会陆续做完。但是，由于学术出版策划室的规模不是很大，人员不多，而且同时要做其他图书的选题，这套丛书推出的速度会比较慢。当然，还要感谢出版社没有给我更多的限制和任务性的指标，可以让我做得更从容。下半年可能还会推出三本书，会涉及到探讨数学符号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记者：您以前策划的学术选题都是人文类的，有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此次做数学，选题似乎跨度很大?
汪宇：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本源的问题。当我们开始把数学当作人类本原性的哲学，把数学当作一种语言、一种思维方式，把数学当作科学精神的本质体现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和定义数学的范围。另外，就我个人的出版志向而言，无论做数学还是哲学，都是在梳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探讨把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嫁接的可能性。从这一点来看，这套丛书的策划仍然是我一贯出版计划的组成部分。
记者：您的学术出版策划室一直致力于学术类图书选题的策划出版工作，在资金上会不会有问题，如何盈利呢?
汪宇：这方面的确存在很多困难。随着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图书策划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但是作为一个自然机构，我们得不到国家政策上明确的支持．甚至在规模和人员配置上还会受到多方的制约。因此，非常需要一个宽松且公平的出版环境。
此外，我必须申明，我们做学术出版，是以对学术思想的探索为目的
1、数学是什么（柯朗）1985版.pdf (17.86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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