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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之所以会出现轻管理的现象，问题就在于大多数人把管理看得过于狭隘，甚至带有强烈的工具偏好视角，那就是管理是一组琐碎的行政事务的集合体。
“不知道如何管理是创业公司失败的最大原因”，这句话来自于德鲁克。因为中译版中使用的是“新创组织”或者“新公司“，为此我专门问了出版编辑，确认德鲁克说的就是创业公司。
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结论，因为大概在4年前，小米走入鼎盛期，与之相伴的是关于“粉丝经济”，“社群经济”，“超级产品经理”这些热词。如今的人民创新“导师”李善友更是发出了“产品，产品，产品”这样铿锵有力的呐喊，在他所谓的“颠覆式创新”语境中，“管理”被彻底降维。，他认为扁平化组织里的小型团队就是创新的钥匙，配上“社群”，颠覆时代的新产品就会随之出现。
当然了，正值得意的李善友还写过指点任正非和华为的文章，后来也成为了笑柄。
那两年正是中国创业潮的波峰期，一种重产品轻管理的情绪弥漫在创业者们的四周，这也是“管理”最为郁闷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团队在今年写过一篇名为《小米行军：动态竞争策略的典型样本》的研究型长文。我们研究小米最近几年的战略特征，发现小米是一家非常重视管理的公司，只不过它的管理特色此前被一些培训师们打造出来的所谓“爆品“掩盖了。
管理是战略的底色，小米在战略上呈现出动态模式的时候，就意味着其背后的管理思维在调整，而产品只不过是管理和战略在一段时间内的外在体现。
国内之所以会出现轻管理的现象，问题就在于大多数人（也包括公司领导者）把管理看得过于狭隘，甚至带有强烈的工具偏好视角，那就是管理是一组琐碎的行政事务的集合体。再高级一些，也无非是一把手大笔一挥，对组织结构进行变阵。即使这样，人们也更关心其中的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种种秘闻抑或是传奇。
更有一段时间内，很多创业者把马云的“分钱论”简单化，以为高风险背后的高回报是刺激员工的最佳路径。以物质梦想为愿景，围绕着领导者个人魅力搭建起来的创业公司，往往结果并不好。
关于领导者魅力，德鲁克个人是十分反感的。他曾经举过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前德国总理科尔的例子，认为这些人的上台过程平淡无奇，完全没有传统政治领导者的个人光环。这些新的政治领袖不是通过解决尖锐的问题来树立伟岸的形象，而是以完成任务为己任。所以，他们避免了夸夸其谈。
相反，德鲁克对密特朗、JF肯尼迪的评价就很低，他认为这些要缔造社会梦想的人终会留下一个烂摊子，就像德鲁克说肯尼迪——“毫无建树”。
“警惕魅力”是新政治现实，这个观点收录在了德鲁克的《管理新现实》一书中，可见在他的眼里，管理带有终极的社会型责任，它的适用范围非常广。
管理如果想要达到使人自由的目的，就要对领导者祛魅。因为魅力型人格的破坏力是空前的。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创业者个人魅力是建立在对产品的把控力或者对新技术的研发上，但并不代表公司可以完全依靠领导者的个人成就获得更大发展。
德鲁克有一个洞见，“对于现有机构而言，企业家管理一词的核心是企业家。对于新企业而言，核心则是管理。在现有企业中，业已存在的东西是企业家精神的障碍。而在新企业中，主要障碍是什么都缺乏。“
不管是现有公司还是创业公司，通过创新获得市场都是其成长的主要路径。所谓“企业家管理“指向的就是创新。对于现有公司，创新的障碍是僵化的管理机制和无法与时代并进的价值观，因此，现有公司需要做出改变，努力让更多的员工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但对于创业公司，创新的障碍恰恰是缺少了一套可以固化下来的管理机制，其中包括组织的健全度、健康的财务体系、清晰的价值观。
对此，德鲁克的表述是，“企业的员工应该清楚自己的职责和应该从事的工作，并明白这些工作的结果是什么或结果结果应该是什么。“这是因为，德鲁克认为，创新不是发明，而是系统化管理的结果。他在评价美国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时说，爱迪生有着想成为大商人的雄心，也有出色的商业策划能力，还善于获得资金，更是手握诸多发明专利，但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老板“。爱迪生创立了四五家公司，都是在发展到中等规模时就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他始终不愿意成立一个管理团队。
GE的伟大正是基于爱迪生的放手。
在李善友当初的“管理降维论“中，带给诸多创业者的一个错误启发就是，扁平化组织下的产品经理+社群。事实上，扁平化组织是一个高难度的管理动作，它必须避免信息无序带来的冗余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财务表现和决策者的战略认知。所谓产品经理+社群，这种用个人能力去简化创新的系统功能的观点，只会让很多创业者最后陷入到无限自恋的情绪中。
张瑞敏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一旦开始自恋，距离失败也就不远了。“
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很少能成为企业家，就是因为创新从来不是针对技术而言，而是针对认知。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讲过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将卡车车身从轮子上卸下来，放置于货轮上的想法没有包含多少新的技术。集装箱这个创新并不源于科技，而是来自将货轮视为一种物料运输设备而不是一艘船的认知，这意味着真正重要的时尽量缩短货轮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这个并没有多少科技含量的创新，改变了全球贸易进程。
可以看出，集装箱的出现是一个系统思维的结果，其调动的社会资源很多，因此创新要在管理的视角下完成。而管理所起到的作用，正如德鲁克所言，“首次使得拥有不同技艺和知识的人能够在一个组织里一起工作，这是20世纪的创新。它将现代社会转变为一个既没有政治理论也没有社会理论可加以诠释的崭新体系：一个组织的社会。”
资源需要被组织起来。
管理绝不是一个可以被降维的存在，因为管理的对象是人。只要有人，管理者就需要做出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承诺，就需要对组织内的人的成长负责，就需要进行合理分配，就需要完成组织绩效。这些都是管理工作永恒的内容，而跟公司规模的大小，是否处于创业阶段无关。
那么管理是什么呢？
德鲁克的答案是，非技术亦非人文，而是关切知识的根本，当属“博雅艺术”。在管理的工作中，人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存在，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影响到一个组织的产出和消耗。
创业公司需要管理，创业领导者必须要重新构建自己的管理观。因为管理不善而导致的问题在国内比比皆是。36kr最近采写了一篇深度文章，《格灵深瞳：天才AI跌入谷底之后》。这篇报道中，可以清晰这家曾经的明星创业公司面临着太多管理bug。比如没有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对管理团队进行更新；过于谷歌化的组织文化无法形成产品力；无法清晰化客户的需求等等。
仅针对格灵深瞳内部的组织文化，一位朋友转给我一个相关评价，“喜欢学习Google企业文化的创业公司死得很快。原因很简单，Google在很早期就通过搜索广告躺着挣钱了，所以才形成了宽松自由的企业文化，之后才发展出更多而创新业务。许多人却把结果当作原因，一开始就照搬Google企业文化，却没有一台印钞机傍身，结果可想而知。”
这段话说明，格灵深瞳正是违背了德鲁克对创业公司的告诫，要以市场为中心，要有足够的财务前瞻性。这是缺少管理观的典型表现。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曾经说，“到2030年，中国整个劳动力市场里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将达到2.5亿。大家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旦激发出来这2.5亿人的创新精神、创新思想，他们组合起来，会如何驱动中国经济的未来？这里面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属于中国的知识经济时代已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创新创业公司出现，管理问题会成为它们成长道路上的最大问题，会从始至终的存在。
转载自中欧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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