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掀起了降息潮,随着美国经济也进入降息周期,迄今共有30多个国家先后降息。降息显然是因为经济出现下行压力,IMF也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从年初的3.5%,调降至3.2%。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冲突也有加剧迹象,如中美贸易,日韩贸易等。此外,地区间的各种纠纷不断,如英国脱欧、印巴冲突等。我认为,降息和经济下行只是表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未来全球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而且经济与社会震荡会加剧。
全球经济接力赛缺乏接棒者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但全球的产业转移逐步从美欧转向东亚,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得美国和欧洲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不断被侵蚀,日本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接棒者。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从1946-1973年,平均GDP增速达到9.4%,90年代初,在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GDP规模大幅上升,到1995年,人口数量不足美国一半的日本,其GDP在全球占比达到17.4%,占美国的70%,这是迄今中国都尚未达到的全球份额水平。
9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金融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之后依然维持在极低的增速,所谓失去的20年。正是这20年,中国经济迅猛崛起,GDP增速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不过,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尚不够大,美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的领跑者。
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发达经济体纷纷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则在逆周期经济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速大幅回升,出口贸易方面,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制造业方面,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因此,我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应该从2009年开始算起。至于能不能称之为领跑者,则不能单纯依据GDP的增量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因为从增量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即中国一年的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GDP,美国只相当于一个墨西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也早已全球第一。
从今后5-6年看,美国经济平均增速恐怕很难超过2.7%,而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至少会维持在5%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不减。
但是,中国经济从2010年至今,已经出现了长达九年的增速下行,尽管个别年份有回稳,但不改下行趋势。这也显著影响了全球经济的走势,毕竟全球经济增量中,中国的贡献超过30%。
那么,当欧美日经济走弱,中国经济增速也放缓的同时,又没有其他经济体在崛起呢?我们自然会想到印度,毕竟印度的人口数量将来一定会超过中国。印度GDP增速尽管连续五年全球第一,但其经济体量依然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且增速最高也就7%左右,与中国差距不大。
今年以来,印度已经三次降息,上半年GDP增速只有5.4%,低于中国近一个百分点,说明其经济并不具备持续高增长的能力。尽管莫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刺激经济,但多属于短期政策,而改革方面的举措较少。
纵观历史,全球性的制造业转移,从欧洲到美国,再从欧美到日本、亚洲四小龙,90年代以后,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如今,虽然有部分产业已经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国,但总量并不大。并不是说没有转移的需求,而是缺乏承接力。中国是一个技术配套、市场容量、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备且成体系的经济体,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取代的。
当然,21世纪全球的经济重心肯定在亚洲,因为亚洲经济具备后发优势,人口规模也是全球最大的,中国作为接棒者,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份额。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这一难以改变的现实,今后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就难以避免。对全球经济而言,来自中国的需求下降,对于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的经济体更是雪上加霜。
此外,这轮经济下行过程是在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降息的空间和作用都有限。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各国央行的可用手段会非常有限。
和平环境下的结构性问题固化——改革知易行难
人类的历史,可以简单概括为和平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二战结束后至今,我们总体都是处在和平阶段,且已经持续70多年了。战争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但破坏之后又会重建,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旧体制反思和改进的过程。但和平的持续,则往往使得旧体制得以持续,虽然也会有变革和改良,却很难彻底。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观察资本/GDP的比例,发现从1700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规模大约是GDP的6-7倍,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该比例才开始下降,最低到2-3倍。但战争结束之后,该比例又开始上升。到2010年,英国、法国的资本/GDP大约是5-6倍,德国为4倍左右。
从历史数据看,资本的收益率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而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率基本与经济增长率一致,这样一来,贫富差距就扩大了,并导致阶层固化。所以,他的主张是向资本课税以缩小贫富差距。
问题在于,对资本的课税会改变固有的利益格局,带来抵触或资本外逃,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稳定,这就是改革的两难之处。于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还发生了占领华尔街事件,就是因为美国传统产业的工薪阶层认为,华尔街通过玩资本游戏,获取了太多收入,而美国传统行业的工薪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实际上,资本收益率高于薪酬增长率问题,不仅导致了国内的收入不均,也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发达国家靠输出资本来获得投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劳动力来获得薪酬收入,两者之间同样存在差异,存在资本“掠夺”现象。
针对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无论是IMF或世界银行对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建议,还是各国自身提出的改革思路,都不乏好主张,但问题在于,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也就是改革或者结构调整的口号叫年年喊,但似乎没有太多的进展。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金砖国家,除了中国依然表现突出外,其他国家似乎乏善可陈。
最典型的如南美洲国家,虽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前期发展也比较快,但似乎均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这一危险区域。
在财富和收入分化及固化的背景下,实际上还面临一个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因为我们正处长期的和平环境下,而且过去70多年的科技医疗发展水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阶段要高出很多倍,由此导致了人口大幅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大幅延长。为此,对于那些人口高度老龄化国家而言,不仅要承受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行,而且要增加政府支出来提高养老等保障费用,从而增加了债务负担。
因此,历史需要辩证地去看,和平值得珍惜,但也并非全是美好。在和平的环境下,人类逐利的游戏在制度的保障下一直可以玩下去,最终结果一定是少数人拥有了绝对多数的财富,少数国家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利益。和平的环境下,无论是游戏规则还是利益格局,都很难推倒重来,因为改革需要付出很大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在堆积,于是就发生了冲突,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往往就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
因此,战争与和平总是互为因果,尽管大部分人或者组织都崇尚和平,但同时又不肯舍弃利益,于是为战争埋下了种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战争呢?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 (Ray Dalio)近日撰文指出,当前有三个方面与1935-1945年间相似:债务周期,内部矛盾与外部秩序。长债与短债周期均临近终点,央行刺激的空间有限;贫富差距巨大、政治极化程度高,带来各种内部冲突;外部也在面临世界秩序重塑的压力。
他说的相似时间,恰好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始时间(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不过,我觉得不会有战争,因为我非常认同《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各国的军备竞赛,核武器的拥有国越来越多,让发动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因此反而阻止了战争的爆发。